战后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正>6月13日,1.6万人在日本东京举行集会,抗议安倍政府无视日本宪法、企图在国会强行通过战争法案的行为,号召全体国民共同反对安倍政权。图为在日本东京,民众手持标语参加反对安倍政权游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在战争结束前夕先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几个国际文书基础上建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最高国际准则的战后国际秩序。虽然这个《宪章》的制订更多地反应了西方的价值观,但总体上汲取了国联失败和二次大战的教训,基本上体现了国际社会和人民渴望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的愿望与要求。直到今天看来,它的宗     

妙令讽贪官

尽管我有车,但想出这个城市,不是说想走就能走的,去往城外的公路多是高速路,雨雪天或大雾天,说封闭就封闭了,如果硬要出城。可能蜗在郊外的所谓国道上,前面与后面是望不到边的车流。     

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农村民主的发展是党的利益代理动员和农民的利益考量回应之间结构性紧张的产物。通过以农民利益作为动员资源进行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建构,虽然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政治体制,但却始终面临忽视甚至违背农民自身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危险。农村民主则是有效沟通党的利益代理和农民的利益考量之间断裂倾向的重要机制,因而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驱动型统合: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一个理论阐释——基于全国98位“第一书记”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复杂性治理的重要场域,多元共治是此类场域的理想治理模式。通过选取全国98位“第一书记”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驱动型统合治理概念,用以阐释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实践机制及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在乡村治理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人格化代表的执政党运用包含赋权型统合、经营型统合和动员型统合三大实践机制在内的驱动型统合机制,激活了乡村的政治势能、经济动能和行动效能,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共治格局。这体现了“政党驱动社会”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政党统合力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是交融互促的双向驱动关系,由此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乡村传统文化的旅游价值——以婺源为例

本文试图从婺源人文资源的角度分析婺源传统文化与旅游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旅游者展现婺源厚重的人文历史背景。总结出婺源人文旅游资源多,质量好的特点。通过对当地民俗的研究,期望能更好地利用民俗资源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正>《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这是中央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秩序的重要突破,标志着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这项酝酿和探索多年,被称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难点问题,终于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礼制与法制:先秦时期社会秩序重建的两种路径

我国先秦时期处于封建社会向王权专制转向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动乱使得思想家纷纷关注秩序重建。儒家以礼制为路径,围绕正名定分、采取教化措施、通过个人修养来使人自觉遵循规范;法家以法制为路径,围绕法律刑罚、国家机构执行、通过外在强制引导人的行为。其共同开辟了秩序建立的两种路径,之后两千年王权专制统治采用礼法并用、内外结合的策略来确保自身统治秩序。今日之中国恰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秩序面临严重问题,可借鉴儒法内外结合、软硬兼施的智慧,通过建立现代价值规范、实施现代法治来解决问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区域秩序重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至今已历时十年,在双边、多边以及整体实践层面上取得了诸多进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既是区域秩序重塑的现实产物,也反向推动着区域秩序重塑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区域秩序重塑背景下,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持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东盟中心地位赋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问题,推动中国和东盟所提倡议实现更加紧密的对接。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