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法治化的时代价值、基本框架与实现机制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乡村振兴法治化的专门性、基础性法律,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政策引导型向法治保障型的转变。以该法为中心,推进乡村振兴法治化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该法从规范、内容和治理三个维度确立了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其实施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促进多元规范有效衔接、通过政府推动多元共治以及严格落实监督检查制度等,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国内特色小镇研究回顾——基于文献分析与政策耦合视角

特色小镇建设是中国乡村振兴工作、脱贫攻坚任务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抓手,对建设和谐中国、弥合城乡发展差距等目标有着强大的助推效应。目前国内特色小镇建设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回顾学术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对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国内特色小镇年度文献数量变化与相关政策文件出台存在耦合关系;国内特色小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基础分析、建设问题、建设理念、发展模式、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定性研究法和量化研究法。以现有研究结果为基进行研究评述与展望,认为今后的研究需结合新发展要求,多学科合力拓宽特色小镇领域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同时应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及政策导向之间的联系,促进特色小镇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欧盟国家女性议会参与:选举制度视角

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而不断扩大的女性议会参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性政治社会现象。无疑,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是女性议会参与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性决定因素,但是笔者通过对欧盟国家女性议会政治参与状况的比较研究发现,具有相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女性议会参与水平往往存在着诸多重大差异,笔者认为选举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这种差异的视角。     

乡村产业振兴中政府元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豫东A县的个案分析

乡村产业振兴有助于聚合农村产业发展要素,挖掘农村发展潜力。以元治理理论为指引,能够更好地剖析政府的作用机制,厘清产业发展中各种治理模式的功能定位与相互关系。政府作为元治理主体,通过制定规范、夯实基础、构建平台、协调引导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实现科层、网络、市场等方面的协同做出了努力。但科层主体的过度干预和其他主体的参与不足造成了依附性合作、同质化发展的局面;政府职能的缺位与各产业主体的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农户并未充分享受到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乡村人力资源的匮乏和信息资源的碎片化阻碍了产业振兴的进程。未来政府应从重塑价值认同、规范合作秩序、统筹要素配置等方面着力,以高效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组织化培育：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与机制创新

在社会变迁弱化乡村文化自生产能力的背景下,政府文化供给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既有的文化供给实践不仅没有活跃乡村文化,反而面临着供需错配、文化服务“悬浮化”以及文化供给“去公共性”等困境。成都市P县通过更新文化、培育在村精英、组织赋能以及激活文化动力重建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系统,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其内部所蕴含的多元一体的行政整合机制、行政契合社会的组织机制“、以供引需”的需求培育机制以及社会面向的价值激励机制,从资源的整合性、供给的主导性、组织的嵌入性、需求的培育性以及价值的激发性等方面促进了乡村文化的组织化生产与需求的组织化满足,勾勒出了以“组织化培育”为核心机制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这对于推进现阶段乡村文化振兴,实现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要论述及其当代启示

为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效推进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落地生根,邓小平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通过树立和加强党委领导核心,挑选好一、二把手,基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等举措以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通过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把党公开”,扩大农民监督等措施,指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监督方向;通过紧密联系民主人士,提高农民党员社会主义认识,“拿事实来说话”,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政工作要求;通过总结群众经验,深入农民群众,结合本地实际,以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邓小平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仍具有现实指导价值。     

关于上海人大工作与时俱进若干问题的研究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的要求,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就新形势下上海人大工作如何与时俱进这一重要问题,组织课题组开展专题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一、关于地方立法工作(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地方重大改革事务于法有据。跟踪由中央何关重大改革决策制定或修改的国家法律出台情况,及时制定实施性地方法规;积极运用创制性立法,将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转化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积极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并为改革发展留下创新空     

美丽广西 清洁乡村

正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从2013年4月开始,旨在进一步改善全区乡村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创造良好人居环境,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在八桂大地展开。现在,维护美丽的村容村貌成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白沙镇洞尾村村民的自觉行动,村里形成了一个铁的制度:每周每户出一个人进行大扫除,每天都有一个人义务清洁村里的卫生。     

延边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方式探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社会类型的实际生活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逐步的拉大,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乡整体水平,就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以延边州的小城镇建设和乡村地区的发展为切入点,研究探讨"城乡一体化"模式的具体实践方式,以期给新形势下的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建设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     

时代赋予“当家人”新内涵

自1979年以来,我国已相继依法进行了9次乡级人大代表选举和8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应该说,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已基本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但人大代表的内涵是什么,新形势对人大代表又有哪些新要求,依然是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选票的选民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