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与分流:乡村基层纠纷解决的谱系域合

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最主要的解纷制度,但仍面临实践困境,究其原因,一是发展方向与路径模糊不清,二是本土化不足。从机制和对应纠纷域出发,分级和分流两个解纷谱系共同组成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整体网络。分级式解纷以基层为主体,攀爬至高层级的纠纷则以党委政府为协调化解保障,遵循"基层积极,上层消极"的逻辑,以社会合作、权力叠进、"识别—瞄准"解纷为机制。分流式解纷以正式部门或信息平台分流为枢纽,将点状分散的解纷组织或机构串联成薄网,注重司法兜底权威,以诉讼分流、司法行政指导人民调解分流、综合平台分流等为构成。比较而言,前者有灵活简约化解纠纷、行政层级资源集中应对复杂纠纷的优势;后者更契合城市碎片化和日常化的纠纷之解决,二者不可替代。在构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时,以专业性行业性分流解纷机制替代分级式解纷的导向并不可取,应完善"横纵"相辅的纠纷解决体系。     

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的实践、意义与局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对象

浙江省安吉县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在立足可操作性基础上,这一《乡村治理工作规范》量化了乡村治理"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效果如何检验"四个方面的工作。《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将乡村治理工作分解为"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方面。《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总结了乡村治理的经验,细化了国家和省市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助于推广乡村治理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确化水平。《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可能存在忽视乡村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独有特质、忽略乡村本土的特色治理等局限,需要进一步通过总结具体实践效果予以完善。     

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影响因素探析--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乡土社会步入了高风险阶段。面对自然或人为引起的乡村重大事件，作为掌舵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其应对成效如何、受制于哪些因素，相关问题需要做深入探讨。实证研究表明，在处置乡村重大事件过程中，基层干部个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禀赋乃至个性特征直接影响着应对成效；同时，乡土环境、制度环境对基层干部的应对成效也有着较大影响。     

本期导读

农工党中央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020年5月15日,农工党中央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主持会议并讲话。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副主席杨震、龚建明、曲凤宏分别发言。陈竺在讲话中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探讨简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农民个体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加快农村民主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稳定。但实践中又面临着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对农村民间组织管理和控制过严、农村民间组织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等困境，因此，促进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发展，应完善法律规范，加强引导和挟持，规范内部管理机制，开发服务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的良性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安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探析

农村留守儿童根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最终解决需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安徽省是流动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农村留守儿童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位于全国前列,需要保持高度政治清醒,强化责任担当,坚守民生情怀。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扩大乡村创业就业机会;加强基层工作队伍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合理引导社会话语体系,剔除关爱保护标签化;开展"心理扶贫",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合力相伴成长,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