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城市转型与“城中村”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厦门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遍布岛内外各区的城中村改造问题。城中村是城乡二元体制在城市的缩影。既是农民工的聚集地,又是小产权房的密集区。城中村是城市转型不到位的产物,是土地城镇化超越人口城镇化的表现。由于城中村村民户籍含金量明显超过一般市民户籍含金量,要把城中村村民转变为市民,比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艰难得多。改造城中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根据各处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改造模式。     

韩国金钱债权执行制度概述

在韩国,对金钱债权1的执行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对债权的押留阶段和现金化阶段。在金钱债权的押留阶段,韩国主要利用押留命令限制第三债务人对债务人清偿,同时禁止债务人对该债权的处分和领受。在金钱债权的现金化阶段,韩国主要利用推寻命令和转付命令对被押留债权进行现金化,将被押留债权转化为金钱,用所得价款清偿执行债务人的债务。我们需要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和借鉴韩国关于金钱债权执行制度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实务经验,不断完善我国关于债权执行制度的相关规定。     

非洲粮食安全困局及其治理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和脆弱性特点,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占全球缺粮人口1/3的非洲国家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尤为严峻,主要体现在粮食贸易、生产、购买力及其获得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从表象看,非洲国家粮食自给率低、农业粮食生产体系韧性弱、国际市场依赖性强等是造成其粮食安全困境的长期原因,但其根源则是“粮食金融化”持续演进的结果。为此,非洲国家需在优化外部国际环境、提升粮食安全内生能力建设、借鉴与分享国际经验等方面加以应对。     

晚期尸体现象与死亡时间68例

死亡时间推断一直是法医学的重点和难点,且死亡时间越长,推断精确性越差。随着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蛋白质、mRNA的变化等方法为死亡时间的推断带来了无限精确的可能性,但在实际检案中实用性不强。在多数情况下,法医需要在案件现场通过对尸体变化的肉眼观察对死亡时间做出推断。为了提高现场推断死亡时间的准确性,通过查阅文献及所受理案件的方式收集到死亡时间明确的尸体68例,从所处环境及尸体因素等方面分析讨论实际案例中尸体现象与死亡时间的关系。     

绝对权、绝对义务及其相对化 民事权利与法益保护的单一框架

法益保护不足与司法过度扩张同时存在。概念结构分析表明法益之本质即权利,如此,民事权利与法益是平等保护还是区分保护的问题便不再存在。即便在旧有概念下,民事权利和法益各自内部的区分保护是绝对的,平等保护是相对的。与绝对权保护以客体为核心相应,真正的法益(新法益概念)是以行为为核心的绝对义务规范所保护的,权利主体和客体暂不明确、但实际存在的权利的总体。在新的“权利—法益”概念下,传统理论中对权利义务的混沌认识可澄清为“绝对权—绝对义务”框架,其他情形是二者的混合或相对化。这一理论框架使得对民事权利和法益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分析具有平等的起点,使得权利义务法定的边界和实现途径更加清晰,从而解决前述问题,亦彰显公法与私法之关系及以私权为本的理念。     

机理、隐忧与出路：元宇宙赋能在线教育具身化转型的现象学反思

元宇宙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使得医治传统在线教育所固有的“离身化”弊病成为可能,在线教育场景中的师生角色将由信息化在场转变为身体在场。然而,从技术现象学视域出发,可以发现在元宇宙赋能在线教育具身化转型的过程中亦存在诸多隐忧。首先,体现在具身关系的“虚妄化”,即在线教育主体的自反性丧失与技术具身的本质抽离;其次,体现在诠释属性的“模糊化”,即包含教育意义的宏观知觉获取受阻;最后,体现在技术意向的“风险化”,即资本逻辑与技术控制逻辑下人的异化。消解隐忧的出路在于,探寻在线教育主体数字素养的培育机制,超越元宇宙规训下的单向度育人方式;复归教育之“善”的先验地位,匡正“元宇宙+在线教育”的具身化发展;诉诸教育艺术沉思与道德吁求,拒斥元宇宙背后裹挟的技术沙文主义。     

深入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三重维度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我们党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与时俱进地自觉推动理论创新和创造。不断深化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规律性认识,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从理论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前提;从方式方法来看,守正创新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方法;从现实路径来看,“两个结合”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途径。     

个人信息认定标准的适用困境与出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路径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落脚点之一“数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事关数据要素价值激活和数字经济红利释放双重目标的实现。个人信息是建构个人信息相关制度措施的基石概念,明确其规范构造是确保个人信息法律治理体系有序融贯的基本前提。这一法律概念解构所面临的“识别性要件失效风险”和“匿名化规则不确定性”等困境,给现行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法律规范的实效化带来了明显的梗阻感。对此,可以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在分析个人信息概念的功能定位和匿名化技术的风险本质的基础上,将“场景化+动态化”风险控制理念合理嵌入个人信息概念认定之中,进而建立“双化协同+三维一体”的个人信息概念评价体系,以弥合技术发展不确定性和法律规范稳定性之间的张力。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办案难点与思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相关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法律文件的陆续出台使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大幅度增多,但该罪第3款规定的与彼罪竞合的从一重处断规则却甚少适用。梳理分析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判决的情况,总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适用中的难点——本罪优先适用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量刑标准,可以进一步总结出坚持非羁押措施优先,坚持综合考量量刑因素等具体适用原则。     

在历史主动中辩证把握“两个结合”的逻辑进路

党的二十大再次重申并着力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新境界,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通过深刻剖析“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推导出由“一个结合”向“两个结合”飞跃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找到坚实的学理性支撑,并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