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

刑法学是一门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科学。中华法系素有重刑轻民、刑法泛化和重刑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发达的刑律制度和律学研究孵化了丰富的刑法思想。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在中国出现却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情。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脉络,我们大体上将其界定为清末的开端时期、民国的初创时期、50年代的转型时期和80年代以后的发展时期。本世纪初期,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开始了全面的改制和修律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翻译日本刑法为开端,引进、移植了西方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传统的刑律学研究开始向近现代刑法学转变,现代刑法学的进程由此开端;民国时期,进一步介绍、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说,以大陆法系刑法学说为蓝本的中国现代刑法学获得     

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

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期四种亚洲移民基本状况的比较，反映和揭示出白澳政策对这些移民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史为鉴迎挑战把握机遇促发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世纪的历史已经凝固,但不应尘封.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一部难得的历史教材,是我们察古知令、推及未来的一面镜子,是治党治国的宝典.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期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回眸世界百年史,重温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理析上世纪百年风云的十大特征和五大启迪,回味全球各大国大党及其风云人物在历史转折关头,所作重大战略决策的成败得失.进而,剖析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大潮下,潜伏涌动的五大暗流,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进步的脉络和方向,概论中华民族崛起复兴征途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我们枪抓机遇,趋利避害,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践行科学发展观,加速自身发展,大有裨益.当前,我国正面临千栽难逢的发展机遇和错综复杂的严峻挑战.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汹涌向前,不可阻挡.同时,战火不断,焦点纷呈,发展与封锁,崛起与遏制,自主与强权,使挑战与竞争无处不在.身处此时,中华民族应居安思危,高举和平发展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聚精会神抓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立足国内,放眼全球,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科学应对,奋发图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对历史的应有态度和最好纪念.     

《领导艺术的哲学思考》序

前几天,杜叙寅同志来电,让我为他的又一力作《领导艺术的哲学思考》的出版写几句话。我自然十分高兴地答应下来。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都从事过政策研究工作,算是老同事了,尽管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他的勋贵们

二十世纪初的西藏，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视为一片神秘的高原。 在这里，香火比村落的炊烟还旺盛；在这里，寺庙比贵族的庄园更辉煌…… 十二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经过“坐床”仪式，开始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代。     

满目春色尽高原——青海省城镇化建设发展巡礼

曾几何时，青海在人们的印象中是那样的荒芜凄凉。“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唐代诗人柳中庸笔下的青海。是遥远年代对青海的真实描述。即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外地人对青海城镇的概貌依然如此评价：“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片树林几条沟，风吹土起尘满头。”如今，不论是本省人还是外地人。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在全省开展向黎锦林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黎锦林同志是成宁市通城县隽水镇宝塔村党总支书记。1988年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政府汽车工业办公室所属的广州汽车集团公司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弃政从商．先后担任广州市市场置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上海安而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6年，他响应家乡党委、政府的号召．毅然放弃在上海工作的优越条件，返乡当“村官”。     

守望文化——王元化先生小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参加了一个有关文化建设的研讨会，按席卡所示坐下后，发现王元化先生就坐在我旁边，便起身请王先生往中间挪一下，这倒并非因为他曾是市委宣传部部长，而是因为他是前辈，是我敬重的老师。但王先生却笑而推辞，主持会议的陈至立同志见状说：“老夏，还是这样坐吧。”王先生笑笑说：“这是一种文化。”于是，我们就这次会议的主题，随便聊了起来。     

瑞典的法律制度

<正> 一、瑞典的法律渊源从11世纪晚期起,瑞典就完全受到宗教法、罗马法和更普遍地受到欧洲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受罗马法的影响中,特别受到日耳曼波罗的海沿岸各贸易城邦所接受和实行的那部分法律的影响。但是尽管这样,原来日耳曼法律的一些模式,特别是与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