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二重性研究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表现出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设想所不同的二重性特质。本文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生成的思想基础着手,探溯其二重性产生的原因,并就古代官僚制度二重性对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进行归纳,总结出对今天政治体制完善和政治理念革新的借鉴意义。     

论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理论

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理论是马克思基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分析得出的科学的理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性”特征，决定了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走向解体，另一种是可能保存下来并为新社会利用。农村公社要保存下来并作为新社会发展的支点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教唆犯未遂的法律认定

一、教唆犯的性质问题就教唆犯理论而言,首要的是其性质问题。[1]正确认定其性质对于分析和研究教唆犯未完成形态具有前置性的决定意义。其实,教唆犯的性质,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居于何种地位以及其与实行犯关系的问题。对此,学界主要存在如下观点[2]:     

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读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学家都必须要加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它是社会学理论的根基。从社会学发展史上看,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不同的社会学家往往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两极对立的观点。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还有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寻求两者的综合,努力构建统一的社会结构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 ,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 ,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侦查圈套都具有可罚性。应根据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     

马克思信用思想对当前我国信用文化建设的启示

信用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信用思想不仅揭示了信用的经济性与伦理性并存的内涵,而且分析了信用的产生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二重性。深入研究马克思信用思想,对我国信用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多元化

知识分子的本质是"具有较多知识"的社会成员,其他因素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为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的分类及其阶级属性,则往往与知识分子个体所从事的职业及其对社会的态度直接相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具有二重性,即进步性和阶段性。考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阶级属性,主要应该从与职业密切联系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认识。随着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自身职业分布结构的重大变化,其阶级属性也相应地呈现为多元化。     

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完善的几个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 ,在方法上必须突破单纯地局限于“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 (或模式 )”的单向思维和狭隘视域 ,将其如实地视为两者互动的历史过程 ,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和整体推进中来认识和把握 ;认清商品生产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统一 ,是实现这一结合的内在根据 ;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精神与价值系统的建构和参与 ,是实现这一结合的重要精神基础和价值保证 ;努力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理性则是实现这一结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权与人权问题述略

300多年来,随着国家权力、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断分化组合和交互作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其最终结果迄今尚无分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拥有领土、政府、人民的主权国家仍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在支配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