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监管与事前监管——互联网平台监管模式的二元建构

反垄断监管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监管,表现为禁止性规范为主的立法模式、合理原则为主的分析模式和消极性义务为主的救济措施,应用于平台监管中存在滞后性、威慑效果不佳等不足,反垄断法内部变革举措的实际效果也较为有限。相较反垄断监管的事后属性,事前监管通过创设积极性法律义务,实现对垄断结构引致不可逆损害的风险预防。为避免“假阳性”错误,引入事前监管须证明细分市场存在高而持续性的进入壁垒、欠缺有效竞争的动态趋势、事前监管收益大于成本三个累积性标准。平台事前监管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回归,监管主体上成立专门事前监管机构并且采取合作制监管架构,监管对象的选取遵循“相关市场分析+显著市场力量确定”的基本框架,监管措施包括服务互操作、开放特定数据、平等对待不同主体提供的服务等。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包括建立分工监管的机制和可反驳的违法推定规则。     

互动平台

<正>复旦“小环境”的突破编辑同志：你好。关于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虽然是个老话题了,但高考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这就有了不断变化的高考模式,可再怎么改,也只能是考察学生的基本智力水平,对能力的综合考察却难以全面体现。因此,我认为,复旦大学这次通过面试来选拔人才,就是一个不错的尝试。这使我想起2004年时,江苏的两家媒体围绕“县中模式”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     

办好“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紫金文化艺术节,是江苏文艺实力和形象的展示平台、优秀文艺成果的交流平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共享平台。紫金文化艺术节秉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宗旨,组织新创舞台剧目展演、特邀优秀剧目展演、音乐会、艺术电影等展演展映活动,展示了江苏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的丰硕成果。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喜庆之年,也是开启现...     

深圳市公安短信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本文阐述了公安短信平台建设的背景、原理、特点、发挥的作用及下一步发展规划。     

我国网约车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与优化

共享经济的快速普及带动了网约车行业的繁荣与发展,但是在运营安全管理及运营合规性等方面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探究网约车司机、平台与乘客三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仅有助于厘清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有助于网约车服务的规范化、持续化发展。在明晰各主体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文章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角度阐述了我国网约车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立法、规范执法、充分利用司法优势等措施构建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同时也符合法治原则的网约车服务法律规制新体系。     

我国网络直播平台法律责任规制问题研究

网络直播平台为平台使用人提供即时性的多种类网络信息和网络文化作品,并在平台使用人之间进行交流互动,人们只需登录直播平台中注册账号完善相关信息便可发布原创或转载的视频、图片等作品,通过该作品的浏览量、评论量等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或单纯娱乐。与此同时因一些平台使用人未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平台监管不到位等导致平台出现违法违规信息,本文通过研究平台在监管中的法律责任,以期对网络直播的健康良性发展有所裨益。     

平台经济背景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与完善路径

大数据时代,涌现出了许多平台经济体。平台经济的独特性,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也暗藏挑战,对平台经济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与法治化规制提出新的要求。为此,立足我国国情,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监管,需要加强对平台本身的技术性监管,对垄断行为的实施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基于平台的大数据特性,就需要加强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同时,监管还需要从法律依据方面,创新《反垄断法》的防范与规制。     

数字时代现场勘查的建设与发展前景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新的科技力量在现场勘查范围内不断渗透,刑事案件呈现出群体化、跨域化、智能化、专业化、群体化、广泛化等新型特征。如何在当下充分发挥好现场勘查与数字时代相结合的优势,并不断开拓创新现场勘查新技能、新方法、新手段,是我们应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优势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优势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评价时,应当考量消费者利益."二选一"行为对消费者造成了损害,严重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增加了消费者支出的成本,降低了消费者的收益,并导致消费者福利的减损.域外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执法注重考察消费者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其对我国的启示是:在判断"二选一"行为是否损害消费者利益时,应当以有效...     

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守门人”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即“守门人”义务,该条款也可以称为“守门人”条款。“守门人”条款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体系中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个人信息保护法》以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为中心;但第58条规制对象是大型平台,大型平台在第58条语境下并非个人信息处理者,而是一种管理者的角色。第58条仅规制大型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行为,而不规制其自身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这种特殊性对第58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的法律责任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责任部分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设计的,大型平台违反第58条时,其法律责任的确定不能简单套用相关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