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刑起源的历史文化分析——五刑与法自然的哲思

五刑制度自产生伊始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历朝历代所沿用。本文从其产生入手,通过纵横双向研究,分析五刑与五行的辩证关系,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纵向上,梳理了五刑自史前萌芽至西周正式确立阶段的历史;横向上,比较了历代五行对五刑的渗透。通过史料分析与深入思考,探求以五刑为代表的中国刑法背后的自然崇拜与法自然思想,以期为今人所借鉴。     

彝族六祖分支的洛邑山高地在东川

发生在洛邑山的六祖分支,是现在收集到的18部《指路经》,以及《勒俄特依》、《史传》、《西南彝志》、《洪水泛滥史》、心六祖之光》等史书都提到的彝族发展史上的大事。根据记载,长期以来很多彝族同胞都认为这个分支的具体地点洛邑山,     

略谈《(光绪)续修庐州府志》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是现存庐州府地区卷数最多,篇幅最大,纂修较翔实的一部官修志书.这部志书是继<(嘉庆)庐州府志>八十余年后续修的庐州府志书,该志资料宏富,编排合理,为清代佳志之一.     

论目录的传录体与王俭的《七志》

目录的传录体是目录学中解题目录的一种方式,南齐王俭在编《七志》时首创此种目录体例,即通过介绍作者生平,力图让人们通过了解作者去了解文献内容及考证文献。这种传录体是刘向在叙录体中推论其生平的扩展并独立形成的我国古代传录体体例。     

“志”“情”之辨及其“表现”向度

学术界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很少从“表现”的角度对它们研究。所谓“表现”,一般指艺术家运用艺术手段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理性的、情感的因素比较显著。如果从“表现”层面来研究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则主要指“偏于自我表现”的内涵。本文在辨别“情”“志”的基础上从中国古典美学“表现”的视角对“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进一步研究。     

古代因避讳而改名的城市

在我国古代,城市的改名易称,大多因为汉字的避讳。据《隋书·地理志》记载,为避隋炀帝杨广的“广”字,一下子就改掉几十个城市之名,其中广州改为番州,广饶县改东海,广安县改延安,广都县改双流等。如果说杨广只避一个“广”字,唐德宗李适避讳就宽多了,他不但避讳“适”,连像“适”的“括”字也不放过。《闻见后录》卷二六云：“处州,旧为括州,唐德宗立,当避其名,适处士星见分野,故改为处州,音楮。今俗误为‘处所’之‘处’矣。”     

论民间信仰之格义：于佛经义理与六朝志怪小说之间

佛教传入中国后．因果报应、十八层地狱等观念对本土信仰产生巨大冲击。佛教地狱观具有恐怖、冷酷、受难等特点。六朝志怪小说集中表现了中古时期本土民间信仰的特点,其地狱观、复活信仰等无不带有浓郁的人情味与世俗情调。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其地狱鬼神观在早期传播中比附中土信仰观念得以流传,并借助志怪小说丰富的复活情节得以发展,该观点以“死而复生者”之口宣扬佛教以扬善惩恶。发展到唐代,佛教地狱观才彻底摆脱文人小说的比附手法,出现了《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样完全本土化的宗教剧目,此后,地狱观等佛教诸佛经义理中占据了中国民间信仰之核心地位．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与民间思维。     

《政协志》志稿撰写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正>志稿撰写是志书编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在充分地搜集、运用资料的基础上科学规范地进行志稿撰写,决定着志书编纂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笔者认为,撰写志书应做到"七个注意"。一、注意把事件的背景记述清楚交待事件的背景是志书记述的重要内容,进行志稿撰写时一定要把事件的背景、起因交待清楚。只有把事件的背景、起因记载清楚了,读者才能从中了     

茅山“仙洞”的道教文化特色—-基于《茅山志》的分析

江苏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是茅山宗的活动中心,是道教的“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历代高道把茅山作为养生修道、隐居炼丹的场所有其客观的原因。据《茅山志》记载,神灵仙真的“三宫五府”建立在茅山“仙洞”之内,这体现出道教文化逍遥齐物、道通为一的思想;茅山“仙洞”幽深阴凉的环境与道教贵阴尚柔的思想一致;茅山“仙洞”的神仙传说影射出道教对修道理想和现实社会的态度;历代高道隐居茅山“仙洞”养生修道,反映出他们主张远离世俗、保真养气的思想。     

从大处着眼，从细处落笔

从哪个角度来评论《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颇费踌躇。专题策划“21世纪是海洋世纪”很重要,关于几位历史人物的文章也很有特色,但两者却互不搭界,很难捏到一块儿来说。转念一想,所谓“杂志”,是既要“杂”,又有“志”,本期的“志”就在于无论是关注海洋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