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系统观点 做胸怀大局的奋斗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这既是我们党长期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必须坚持的方法论。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绘就了波澜壮阔的时代新图景,《建议》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进Aff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酬发展格局。《建议》要求在今后一段时期“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突出了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当前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为什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议》所作的说明,提出和强调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提出坚持系统观念,这在党的中央全会和党的重要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党建动态

山丹县聚焦“五个坚持”书写人才工作“新答卷”山丹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着力在党管人才、按需引才、外培内育、平台搭建、强化保障五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是坚持党管人才,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带队,分领域、分行业开展人才专题调研,出台了多项人才工作举措,高规格召开县委人才工作会议,形成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深刻认识和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坚持”重大原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层面的进一步要求,是对过去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不懈探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在新时代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的更大胜利所必须坚守的科学原则和根本遵循。在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和本质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五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法中友协会长拉巴特在雨果铜像圆明园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法中友协联合会最早提出将维克多·雨果铜像捐赠给圆明园的建议,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看到这座铜像伫立在此。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历程、当前困难与“五个转变”

建国60年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先后经历了从有到无、从不承认到承认、从限制发展到鼓励发展,以及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四个阶段。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集群层次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营管理模式落后、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等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需要实现"五个转变"。     

全省政协第六次提案工作座谈会在鹤壁召开

11月9日,全省政协第六次提案工作座谈会在鹤壁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政协第六次提案工作座谈会精神,系统总结交流了各市政协提案工作经验,并对如何做好新时期提案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省政协副主席王平、张亚忠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研究

“文革”结束后,郭洪涛公开发表文章对西北高干会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结论提出异议,引起肃反受难幸存者不满,诱发肃反问题新争论。这场争论逐渐引起中共中央关注和重视。中共中央随即指示李维汉、王首道等组成“五人小组”代表中共中央重新处理肃反问题争论。“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调解和仲裁,最终制定《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肃反存有原则性争议问题分析定性。该文件肯定西北高干会以及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基本原则和主要结论,对一些具体结论作了修订,并报中共中央审定批准,形成解决肃反问题新文件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主要结论构成此后官方关于“陕北肃反”主流表述和权威定性。“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明确了肃反主要责任问题,平息了肃反问题带有原则性的分歧和争论,形成了对西北党史尤其是肃反问题的基本共识,为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处理党史遗留问题创立了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