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的界定

鉴于民法与刑法在规范目的、规制范畴及规制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故界定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犯罪边界对检察机关的案件办理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所办理的部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存在罪与非罪的重大争议,其中既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范畴认定的疑问,也有危害后果认定的疑问。有鉴于此,在办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应重视挖掘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法条文的实质处罚理由并贯彻刑法谦抑性,并以检察机关的职能与定位为基础实现犯罪边界把握的精确化。     

英国专家证据的评价与采信

专家证据是由熟悉某专业或经过对该领域的特殊培训而有资格作证的人提供的科学技术、专业或其他专业问题的意见证据。基于专家证据形成和内容的专业性、科学性而就相关专门问题有着较强的证明力,但由于其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为一般常识所无法包容,致使专家证据的评价和采信存在难点。英国专家证据的评价和采信通过证据开示和交叉询问程序加以实现,其专家证据评价与采信规则的发展,为面对现代专家证据或鉴定意见评价存在的类似挑战和问题时提供尝试的例证,且其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我国鉴定意见的质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虚假诉讼刑民交叉案件处理难点及破解

虚假诉讼中刑民交叉问题突出。在事实认定和证据使用方面，只要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符合民事再审事由，检察机关即可启动民事监督程序；刑事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当然具有证明力，而要从是否符合民事证据“三性”以及是否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要破解监督难题，在刑民程序衔接方面，检察机关宜加强案件初查，完善线索移送机制；强化刑民协同，完善刑事追诉和民事监督程序衔接机制；厘清“先刑后民”适用范围，完善刑事制裁和民事再审程序衔接机制。     

破产程序中股权代持的法律问题探析

股权代持因涉及多重法律关系交叉和多方利益冲突等问题,始终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代持股权的权属,股权代持合同双方之间以及与公司、其他股东、合同相对人之间的多方关系问题。《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虽承认了股权代持的效力,确认了投资收益的归属,但在立法上,关于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和股权的归属等问题仍未明确。当涉及股权代持的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时,股权代持与破产法律关系的交织又产生了更为复杂的问题。     

“环境—材料”学科交叉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探索——以江南大学为例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已经由区域性简单污染向流域性多元复杂污染转变，各种新兴污染物不断涌现并危害着人类的健康。这些新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了解生态环境污染现状及成因、掌握环境治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型与复合型”跨学科人才。新材料领域是当前科技强国的大背景下被高度重视的产业，而环保新材料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载体。因此，“环境—材料”学科交叉领域将涌现出一系列新问题、新应用、新突破，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领域，同时该领域的研究生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人体活体器官捐献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应对

当前我国人体活体器官捐献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突显出以下问题：活体器官捐献人范围过窄且缺乏适当补偿机制、器官交叉移植合法性仍未得到法律明确认可以及人体活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主体不明等。基于活体器官捐献人自主意愿，为拓宽人体活体器官捐献渠道、保障受捐人生命健康权益，应当适度扩大活体器官捐献人范围，结合公平原则与道德风险防范理念，给予活体器官捐献人适当经济性或权益性补偿，同时明确赋予并合理设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对活体器官捐献的管理职责。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属性:现代性、中国性、世界性北大核心

属性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性状或性能,是此事物区别于彼事物的本质性的东西。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现代性、中国性和世界性三重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中的一种形式,现代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属性,没有现代性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生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的,这就必然带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中国式现代化发生在全球化时代,是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联系起来的,这就必然带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或人类性。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中国性和世界性,才称得上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真谛。中国式现代化这“三重属性”,不是“三个属性”,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属性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交叉重叠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属性中,现代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属性,中国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属性,世界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综合这三种属性的现代化。正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这三重属性,从而成为世界现代化史上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论国有企业混改中员工持股的途径探索及风险防范

我国员工持股的逻辑起点来自改革,员工持股的实践都是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的。如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深入,员工持股经过四十年的曲折发展,又回归其逻辑起点,被赋予重要使命。考虑到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实践已比较成熟,文章主要以国有非上市公司混改中的员工持股为研究对象,明确其持股路径,并对现行路径进行分析,防范其潜在风险,从而实现持股路径的优化。     

民法典视域下受刑民交叉因素影响的婚姻效力评价

在既往的司法实践中，婚姻效力评价受行政乃至刑事领域多重因素的干扰，评价“不独立”“不自由”。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在立法层面上，使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体系，婚姻效力评价亦应相应回归，在法典体系中寻找答案，并以此作为刑民交叉案件定性的前提和基础：一是回归民法典总则编的统领，对分则编未涉及的具体规则，在不违背身份法特殊性的情况下作体系解释；准用总则编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认定“婚姻的不成立”，不直接适用总则编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具体规范。二是将婚姻缔结行为效力评价回归民法典本身，行为效力不由行政权评价，撤销结婚登记仅指向登记程序严重瑕疵。三是评价刑民交叉因素影响下的婚姻效力，应剥离交叉复杂的事实，进行类型化分析，以民法典为基础，为行政法和刑法的分析提供依据。     

新时代党内巡察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巡察制度是党内监督在基层的实践形态,是党的巡视工作重要拓展。巡察制度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以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巡察制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获得极大发展,但在具体运行中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容易陷入“形式化”陷阱、面临基层社会监督困境、监督贯通协调性有待加强、队伍建设专业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新时代进一步优化巡察制度,要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确政治巡察职责定位,创新巡察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实现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加强巡察机构巡察队伍建设,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