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刑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犯罪是由人实施的,并且由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刑罚,对于犯罪的主体、刑罚的对象,必须考虑人性。     

刑法学中的以人为本——从人性、人道、人权角度视之

＂以人为本＂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都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汲取了我国古代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依据马克思主义人本原理,在＂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思想在刑法学中主要是通过人性、人道、人权及其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总的来说就是刑法应当立足于人性,以人权保障为价值追求之一,以人道为其要求,三者有机结合,辨证统一。     

侵权法危机的伦理诊断

侵权法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致力于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意在为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之途。我国侵权法在思考人的伦理问题时只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在类型化的过程中隐去了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从而忽略人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损害赔偿的物化趋势亦在人的生存性与尊严性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与撕扯关系,过错的客观化则使得支撑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进而导致侵权法疏于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忘却了对责任心与正义感的救济。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建构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     

人性观与刑法的介入范围——基于中西方人性观之比较研究

犯罪系人实施,刑罚亦科于人,刑法因人的行为而介入,也因对犯罪人刑罚的实施而结束,人是刑法的中心与落脚点。而人性是人天生具有的、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因而人性成为刑法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人性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人性观的不同使得刑法调整生活的范围差异明显。本文试从古代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来看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的差异,并反思我国现行刑法的介入范围之现状与缺陷,以抛砖引玉。     

中国宪政的文化分析

在生成背景上,儒家的人性观是造成宪政发育因素的先天缺失,也是后天培养宪政观念的困境所在;中国语境里的宪政已经不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一种信念力量,特殊的民族历史造就了宪政工具主义观;后发型现代国家使得人们对宪政内容与结果的认识上含混不清,及至造成对宪政建设的忽视。     

理性行政人的身份特征与价值表达

本文通过对公共行政人性假设的简单分析,重点讨论了理性行政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功能,就理性行政人的价值实现途径进行了概括式阐述。其目的在于说明,行政主体理论尽管未能达成关于行政人身份角色的统一认识,但事实上的行政人却主要以理性的逻辑和方式来履行公共职能,结构化或制度化的行动秩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理性行政人的价值定义以及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的讨论,或许会为进一步完善行政主体理论并为指导公共行政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浅谈管理学中的“善”

根据管理学的解释,管理是组织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进行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而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在管理中"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中国哲学视域下,基于儒家的"善"理论,以"人性"假设为起点、"人际"关系的处理为脉络,以达到最后的"和谐"管理。对儒家的"善"在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剖析,以探究和总结"善"在现代管理中发挥的重要角色和作用。     

公司法人人格及其例外制度分析

私法上的"人格"有多重含义,公司人格中"人格"应从权利主体的含义来理解。公司人格具有法人性,公司人格的法人性存在一人公司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例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独立人格的补充和强化,它有利于将现实中的"假冒"公司涤除,有利于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纯正化"以及交易的安全。     

人性假设: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人力资源管理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认识是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和"文化人",人性假设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向人性化回归的演变过程,但它们都未超越将人看作实现企业目的的手段。其实,人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人是丰富的集合体,人的需要是人性演进的内在动力。随着对人性深入全面的认识,加上生产力发展决定了人高度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全球化加速了对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迫切需要,产生了"全面发展的人"的假设,人本管理是以"全面发展的人"假设为基础,以人为本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     

探索异文化的人性之旅——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研究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一方面确立了功能主义人类学把田野作业、理论、民族志等三要素相结合的范式;另一方面强调了体谅世界,反思自身这一人类学研究伦理。对人性的关注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目标,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探索人类学的实践意义才有可能保持其永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