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疏忽大意业务过失的认定

一、认定的前提:疏忽大意过失“应当预见”的标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否应当预见,是衡量是否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的基本前提。应当预见中包含两个缺一不可的要素:一是行为人有预见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包括法律、法令、职务与业务的规章制度所确定的义务,而且包括日常生活准则所提     

用矛盾论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

本文从矛盾论的角度探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的改变和对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作用,提出在认识矛盾化解矛盾中去操纵矛盾,解决好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困难及在国有企业战略重组时期保持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调控和引导。     

实践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检验真理——走出“实践纠错法”的盲区

实践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不是为了检验真理.对于要付诸实践的理论和决策,首先必须经过科学论证,不能盲目地把那些违背科学原理和客观规律的理论及决策拿到实践中去检验,这种"实践纠错法"付出的代价太大.科学论证要能够正常进行,就必须与时俱进,及时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使基础理论保持解释力和先进性.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我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在共产党执政历史上我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这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按照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要求,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奋斗目标。我党在总结各国共产党和自身执政50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后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这部分极为重要的内容,毅然用“和谐哲学”代替了“斗争哲学”,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新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矛盾凸显时期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是对多变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回应,是保证我国健康持续发展和应对国际形势挑战的重要战略,是对我党的历史方位的新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表明我党在执政理论上越来越体现出“以人为本”,突出人是社会的核心和主题,以满足人的需求、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这是对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新发展。     

弘扬井冈山精神 永葆党的先进性 井冈山市鹅岭乡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硕果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乡是第二批开展此项活动的对象,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坚持做到"四个到位":宣传发动到位、思想认识到位、读书笔记到位、工作目标到位,受到了广大农户的好评.我乡具体的做法是:     

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制关系"曲折认识的历程

过去之所以对社会主义问题不完全清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才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化、公式化理解和一度空想式的追求,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再遭遇挫折.敏锐地觉察到并敢于摒弃以往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邓小平创新的社会主义观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区别之一.     

对“夹江现象”的领悟与再认识

从夹江成长为中国西部瓷都的发展过程来看,夹江的陶瓷产业经历了起步、发展、提升三个历史性的阶段.陶瓷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年生产能力达5亿平方米,占全国的18%.企业由分散、随意性布局逐步向工业园区集中.由最初的手动、半自动,逐步发展到全自动化、信息化,装备水平达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由粗放武、低水平的产品经营逐步向资本、品牌经营转变.由本土企业自主发展到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及相关配套企业不断涌入共同协调发展.夹江陶瓷产业发展过程实质就是产业集聚、集群过程.     

违法性认识研究

违法性认识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刑法理论上存在违法性认识要与不要两派观点的对峙。本文对违法性认识理论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关于违法性认识立法的演变进行了阐述,重点分析了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违法性认识的争论。作者认为,违法性认识是罪责的规范要素, 因而对于罪责的构成来说是必要的。当然,如何认定违法性认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立法人性化的理性探析

立法人性化是通过立法形式对人既有的和不断提升的需求和权利的确认,立法应最大可能地使相互矛盾着的主体需求、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得以共存.现代立法缺乏对人性的认识,所以要求法律必须在极其细腻的精神和价值层面寻找到一个合理的正义根据和原则,来协调解决人性的内在矛盾浮现在社会生活中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一步认识人性的作用,达到一种理性平衡,使立法更加人性化.     

论宪法的人性尊严原则

从法哲学上看,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格拉斯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世纪神学大师阿奎那主张神性决定人性;近代以来,洛克等经验理性主义者主张自私、贪欲是人的本性,因此每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结果必然导致他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康德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命题,成为近代以来人性尊严的核心机理。在中国,自古就有“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人性观,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出了“四心说”和“富贵不能淫”的人性观;现代儒学者蒋庆主张“礼乐制度中的人性尊严”。故此,西方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己的权利论式的人性观或者个人主义人性观,中国儒家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他的义务论式的人性观或者团体主义人性观。从法释义学上看,个人主义的人性观极力彰显个人自由,尤其是契约自由,国家主义的人性观过分强调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二者均容易导致个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人格主义的人性观介于二者之间,当为可取;“人性尊严”与“人格尊严”的区别在于：“人性”是相对于“神性”和“兽性”而言的,“人格”是指特定人的身份、资格和能力,是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化权利。人性尊严是一项上位宪法原则,正如国际人权法条文规定的一样,是各项具体人权的本源和基础。人性尊严原则的功能表现为：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人性基础,标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底线标准,设定了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推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