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经济”成长的制度因素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战后罕见的持续非线性的高速度增长.其主要表现为高增长率、高就业、高规模、高扩张,人们将这种经济现象定义为-新经济.新经济出现在美国绝非偶然,本文旨在探讨新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性保障及对中国知识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公共物品的困境：解析美台安全合作的一个维度

在法理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美台之间又存在事实上的非对称性安全合作关系.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这种合作有可能陷入某种形式的社会困境,进而使绿色阵营的愿望落空.但是,美国仍然会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通过其他风险较小的手段干预台海冲突.     

民营经济发展给地方政府管理带来的挑战——以吉林省为例

民营经济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而政府管理创新则是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民营经济创下许多佳绩,但是同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相比,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速度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还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只有创新地方政府的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积极培育和引进民营经济的创业主体,创造条件解决民营经济在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才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台湾省政治变局与陈水扁的执政困境

以2005年8月“高捷弊案”爆发和年底县市长选举结束为发端，台湾政局逐渐出现民进党上台以来的最大变局，陈水扁执政开始进入“后扁时代”。引发岛内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标榜“清廉、本土、改革”的民进党政府迅速沉沦，人民对执政者的为所欲为和无所不为深感困惑与震惊，并逐渐失去耐心与信心。岛内在2006年所兴起的反贪倒扁运动，目前仍未能引起人们对2000年政党轮替后所出现的岛内乱象的省思，民进党隐藏在“爱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旗号下的选举利益考虑和“台独”路线，显然无法产生推动其转型的内在力量。引发台湾政治变局的结构性因素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继续主导岛内政局走向。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对泰兴市的调查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问题专门下发了“一号文件”。2005年，中央将“三农”问题继续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发了一个“一号文件”，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及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从此进入了新的快速增长期。从泰兴市分界镇、河失镇、宣堡镇、珊瑚镇、张桥镇等几个乡镇的调查情况看，2005年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农民增收的基础仍较脆弱。     

高新技术企业与多层次资本市场

企业的发展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综合因素，而资本的力量对于企业的发展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的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资本的渴望和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包括投资者、包括企业、包括政府各部门神经的一个问题。企业的融资难已经由来已久，因此中小企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接非常有意义。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县级人大监督工作的几多尴尬

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探索和改进监督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县级人大监督工作仍存在有许多尴尬现象,是建立和完善人大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领导体制上的错位现象。县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各项监督工作,由于政府的县长是县委第一副书记,并     

边境线上的司法实践——专访新疆高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院长赵建东

现在的司法环境,咱们中国的人情社会,有些案子还没有立,条子就批进来,电话就打进来。案子办完之后,还要面临当事人的评价、党政的评价、人大政协的评价、媒体的评价。所以我总结了四句话:在法院工作,法院的权力是法官的,责任是法院的,压力是院长的,评价是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