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维度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可有效促使领导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破解难题,推动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永嘉学视野中的理体学与心体学——项乔的理气心性论

项乔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违约金调减的证明责任问题

在对《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后段的解读中,应将"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理解为违约金调减请求的权利成立要件,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解为权利成立的法律后果。这一区分对应了违约金的双重功能,可为违约金调减请求提供更清晰的审理思路。成立要件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补偿性功能,适用诉讼法理;调减衡量因素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履约压力功能,部分适用非讼法理。根据现行法,"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证明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且不能转移。违约方的证明困难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在具体诉讼中可以通过事案解明义务缓解,但不改变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由此决定的本证与反证的区分。违约金调减衡量因素的调查不存在证明责任问题,应围绕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中展开。     

心牵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努力传递人民心愿,反映人民心声,为民排忧解难我在社区工作了20多年,长期和群众打交道,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一次走访群众时,我都用一颗热情真诚的心与他们交流,因此他们也对我敞开心扉,将自己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都向我和盘托出,这让我能够全面了解到群众的实际困难。     

资本主义公平观与社会主义公平观

公平作为平等的异化,其发展轨迹表现出一个从不平等的合理性又复归到平等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态势.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先后建立起两种公平观,其一是以要素贡献或效率为准则的公平观,其二是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观.社会主义公平分配观与资本主义公平分配观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效率原则与缩小收入差距的公平目标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实践上的矛盾,在二者之间只能相机抉择.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探究

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进程中,概括和提炼出能为大多数国人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概括和提炼既要吸纳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的优秀因子与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有益成分．又要反映现时代我国国民的精神风貌与精神诉求,还要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精髓。据此,若以“民主、法治、公平、仁爱、诚信、和谐”作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是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     

浅谈生态道德教育的内涵与价值

德育是人类教育史上较早产生的教育现象。中国有着优良德育传统。先贤孔子主张用“仁爱”对民众进行伦理纲常教育,强调伦理道德教化在整个教育中的至上性。唐代教育家韩愈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将传播道德知     

“一准乎礼”:儒家孝观念对唐律之影响

儒家孝观念从汉代开始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逐渐产生影响.迨至唐代,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进程终于完成.唐代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等部门法都深受儒家孝观念之显著影响,其中以行政法、民法和刑法尤具代表性.唐律是儒家伦理化的法典,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适用及制度完善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用以规制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为了更好地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有效保护案外人的利益,应当在现有条文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完善。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适用选择上,应当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状况决定适用顺序;为了保护案外人的程序利益,应当在起诉条件上作适当放宽;为了有效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作用,在起诉主体方面应当有所突破;出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考虑,应当不允许对生效裁定提起撤销之诉,且要限制对特殊类型案件提起撤销之诉;此外,还应当允许当事人就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结果提起上诉。     

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兼论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新刑法典颁布以后,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五点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文章认为,如果在刑事立法上确立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司法人员无须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不公,从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而,文章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最后,文章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