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助推法治重庆

民众并不是法治的旁观者,而是法治的直接参与者。在法治建设的每一个进步之中,民众都以可贵的耐力与决心,维护自身权益,不懈追求正义,承担了法治所带来的所有阵痛。但是,民众是分散的个体,他需要一个民意表达的渠道,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立法计划、通过法律法规和法制宣传教育等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发展是构建和谐上思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这是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而提出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对于上思县来说,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树立荣辱意识 促进道德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方略，是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和重要指导方针。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践行，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表率，以良好的党风政风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以尊严为饵

丈夫是我大学时的同学。当年他可是校园里的才子,凭他的一支笔,硬是用稿费读完了四年大学。我爱他之才,毕业后,便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来到这座城市。丈夫进了一家政府机关。像他这样的人进机关就意味着前途无量啊!丈夫非常勤奋,每天晚上笔耕不辍。他曾经对我豪言,他要凭手中的这支笔,实现他心中的梦想。我相信他,因为他具备这种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以及内隐法律文化明显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胜诉 败诉 随想

曾听一位资深律师说过，执业久了，反倒感觉越来越难以预测诉讼结果。法官无论怎样判决都有道理，反正以目前中国的法治现状，无论如何都是可以找出千万个让人理解得人宽容的理由。然而，当事人最希望的却莫过于清楚地从自己的律师嘴里听到明确的诉讼结果预测，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令人颇为作难。     

论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与理论价值

江泽民同志在13年的治国实践中，适应国际潮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形成了具有完备体系和独特价值的法治思想。这一思想为我党执政提供了新的思维，为社会主义政治明建设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指导。     

以德治国的关键在"官德"

江泽民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式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 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官德毁、民德降”,为“官”者必须有“德”。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模范遵纪守法,保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中国,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树“官德”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现实意义及实施战略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总书记在提出“依法治国”后,提出的又一重要治国方略,它对于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综合解决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创新世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论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全党关注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