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和谐文化建设引领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论断,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我们党执政宗旨和执政使命的本质要求.和谐,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文化境界.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和谐社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坚持用和谐文化建设引领和谐社会建设,使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个过程都展现出应有的文化魅力.     

浙江经验的启示

启示之一：文化观念必须尽快转变并进行创新。学习浙江经验,首先就要学习浙江人敢于创新的精神。当前．加快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必须强化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海南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观念在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尽快予以转变：一是改变文化不创造价值的观念．树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办好文化事业的新理念;二是改变文化必须官办的观念．树立社会办文化、文化资源共享的新理念;     

知识产权法的效率价值及其实现

知识本无价,知识由无价变为有价,赖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知识的产权化界定,人为地构造知识资源的稀缺性,并赋予人们对知识资源的排他性权利。知识本无形,在这个无形世界中划定排他性边界,并使人们不得越界,其难度甚于在土地周边立围墙、将动产藏于屋内,这构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实施的巨大成本。但是,知识资源产权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问题研究

一、国内外知识产权评估行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评估尚未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美国国会对促进知识产权的产业化、商业化有较多的立法尝试,但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也未颁布法规。在法律、商业实践中,国外的知识产权评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当事人针对特定的法律、商业项目进行的博弈性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在这种评估中,当事人各方都会对知识产权的价值出具评估报告,通过谈判、争论,共同确定知识产权的价值。这种评估主要依靠对技术的检索、分析、评估报告,工作团队主要来自企业内部熟悉相关技术和市场的资深人士,专业评估机构主…     

经济犯罪侦查的经济性特质论略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经济犯罪侦查是针对特殊类型的刑事案件进行的刑事司法活动,它的司法性和刑事诉讼性质把经济犯罪侦查区别于一般的社会活动。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正是它的特殊侦查对象使得它浸染着浓厚的“经济性”特质,从而把经济犯罪侦查区别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的司法活动。通过对经济犯罪侦查的“经济性”特质的解读,阐释经济犯罪侦查对象所蕴含的经济性,进而剖析该经济性特质的深层价值动因。在经济犯罪侦查实务中,以“经济性”为主线,构建经济犯罪侦查的经营型运作谋略。     

论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定位及其改革

对商事仲裁定位的偏差,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事仲裁的发展。本文在分析商事仲裁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仲裁员审理纠纷作出裁决的权力,是独立于诉讼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权力。商事仲裁的定位应为专业服务,这充分体现在商事仲裁的契约性以及当事人与仲裁员的服务关系上。从这一定位出发,对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从《郑氏规范》看荣辱观教育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表达了国人的共同心愿,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尚荣知耻、扬善弃恶,这既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以孝义治家而闻名的郑氏宗族,又称郑氏义门,世代相传的《郑氏规范》,用朴素的语言把道德理论提炼成家族日常行为规范,集中体现了孝义、和睦、中庸等儒家大同思想,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这其中承载的厚重文化积淀,许多内容今天读来,依然具有积…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之我见

法律文化中表层的、制度化的东西比较容易效仿,但制度的输出和引进并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法律意识.而这一切又与一国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在进行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变革时,必须同时关注观念性法律文化的进步和提升,逐步从人的认知系统进入情感系统,再到价值系统,使人们从内心产生对制度的认同并自觉地适应新制度规范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最有效的保护是主位保护

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云南省系列活动帷幕启开之后,由云南民族博物馆和《今日民族》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云南民族文化遗产论坛"严肃而隆重地上演,来自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出版社、省民语委、省民族古籍办等单位和院校20多名专家学者,就我省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各抒己见,立论献策。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格桑顿珠、副主任木桢出席论坛并讲话。本刊摘录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