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改定与善意取得 兼论民法规范漏洞的填补

占有改定和善意取得的关系,考验着法律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具体情形中符合事理的判断力,需要运用成文法解释模式进行法律论证。在物权法的意义脉络中,立法文本所表述的交付概念从未涵括占有改定。作为法律拟制产物的占有改定,其物权变动效果不等同于现实交付,与善意取得之间具有不相容性。占有改定的物权合意只能在传来取得的情形中产生效力,在善意取得的情形中则不生效力。为填补规范漏洞,物权法第106条所言交付应作目的论限缩解释,以免法律激励出坏的交易风险,有悖于此条款追求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     

因执行裁定取得不动产物权的相关问题探讨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案例]债权人甲公司申请执行债务人乙公司返还购房款300万元及其利息一案,执行法院对乙公司位于某市某开发区的渡假村60余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委托某价格认证中心进行评估,该价格认证中心工作人员沈某接受委托     

浅议我国物权法中的物权变动规则

本文通过对意思主义、形式主义、折衷主义的分析,再与我国目前物权变动理论进行比较,从而引发对我国现行理论及实践框架下构建物权变动规则以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的思考,认为应当区分不动产和动产,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     

论辽宁省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其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规律,通过对农民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的未来态势的预测,可以为政府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制订农村各项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论我国二元化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争议在我国由来已久,如何解决则关系到市场流通与财产交易的安全.要构建完善的物权变动制度体系,首先应确立物权变动模式的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以形式主义为主,意思主义为例外的二元化物权变动模式,这既反映了我国现实的社会基础,又对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有效地兼顾,照顾了不同的利益需求,同时也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     

中国终身不婚率的变动、影响与对策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分析了中国人口终身不婚率的特征与变动。研究发现:中国终身不婚率在2%以下;1982年～2000年,终身不婚率由1.51%增加到1.96%,2000年～2010年,终身不婚率小幅降低至1.77%;男性终身不婚率是女性的10倍以上;65岁及以上男女老年人终身不婚率均在提高;乡村终身不婚率最高、城镇居中、城市最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低、终身不婚率越高,相反,女性则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终身不婚率越高;中部和北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男性终身不婚率更高,中部和西南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女性终身不婚率更高。终身不婚率提高将增大老年人独居概率,加剧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并降低其生活质量。建议采取综合措施提高中青年结婚率、降低终身不婚率,以此提高生育率并减少未来独居老人规模,进而缓解未来的社会养老压力。     

对我国需求不足原因的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总供求失衡主要形态的演变，然后对引起我国需求不足原因以及需求不足根源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就我国当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变动趋势进行判断。     

对物权行为及物权变动的理论思考

作为一种常见的法律事实，物权行为应当与债权行为同样受到重视。通过实例对物权行为的结构深入分析，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债权行为完成对物权变动的理论探讨，进一步证明物权行为存在的价值及建立物权制度的必要性。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青年阶层变动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内,青年阶层状况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根据地内青年阶层的社会流动加剧,组织化程度提高,其政治地位显著提升,思想观念日趋进步。上述变化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背景下的一种外生型社会变迁,是革命与战争这一时代主题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