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炒股承诺书要为八万亏损买单

看着法庭上振振有词的王先生，张女士感觉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当初她鬼使神差签下的一纸承诺书，如今却成了一个项圈，把自己牢牢套住。一份承诺书，她不得不为王先生股市里输掉的八万多元钱买单。     

房屋双重买卖的若干问题探讨

房屋双重买卖合同中 ,后买卖合同有效且已经办理登记的 ,后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 ;但后买受人在主观上有侵害债权故意的 ,应承担侵害债权责任。先买受人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的 ,出卖人再为二次买卖时 ,构成无权处分 ,但后买卖合同有效。先买受人享有撤销权 ,但以保全一般债权为必要。先买受人损失范围的计算方式有两种 ,我国应采取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计算方式决定先买受人应受赔偿的范围。     

论债权人撤销权与交易安全

现代社会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信用关系变得日益脆弱,更需要法律制度给予保障。世界各国法律都赋予债权人撤销权,来保证债权人债权得到最终实现,进而维护交易安全。当然,法律同时也需要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防止债权人权力的滥用。     

间接利害关系人诉讼实施权配置模式

间接利害关系人通常只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活动,但直接利害关系人缺位、怠于行使诉讼实施权或者其提起的诉讼案件已经审结的,间接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益无法通过依附型诉讼实施权获得司法救济。立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向间接利害关系人提供司法救济但又无法合理期待直接利害关系人将诉讼实施权移转给间接利害关系人的,只能考虑采取独立型诉讼实施权的法定配置模式。独立型诉讼实施权的法定配置模式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在创设型赋权与代位型赋权、形式赋权与实质赋权、实体赋权与程序赋权之间进行合理权衡,并妥善处理复数新设诉讼实施权之间的关系。     

论债权人的撤销权制度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商业信誉对债务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最典型的就是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债务的行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既得利益，对市场交易秩序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当商业信誉不再发挥作用时，债权人撤销权对于商业信誉引起的债务纠纷就发挥起应有的作用。文章以撤销权的构成要件为主线，分析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完善的建议并对撤销权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作简要论述。     

如实告知义务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核心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与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相对应,是立法分别赋予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的主要义务,不仅是法律规制的重点,也是保险纠纷中诉讼当事人攻防的"主要武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虽将细化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适用标准作为其核心内容,但司法实践就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履行期限、告知范围、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及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的竞合等问题仍存在争议。本文以"司法解释二"之规范为核心,依据保险法学说、各国保险立法例及我国司法实务的裁判规则对前述问题进行解析。     

《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     

论破产撤销权制度中的担保行为

破产撤销权作为体现破产法公平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纠正债务人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实现对普通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与调整,从而确保破产财产的最大化和保护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的权利。破产撤销权制度从欺诈行为和偏颇性清偿行为两方面进行设计,欺诈行为包括无偿转让财产、放弃债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偏颇性清偿行为则主要有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对既存债务事后提供担保、危机期间的     

隐匿身份侦查的定义与性质析 评简

隐匿身份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侦查机关的聘任人员以经过批准的化名或掩护的身份．接近侦查对象获取信息或证据材料的侦查方法，具有隐秘性、共生性和消极性特征。在主观要素上．隐匿身份侦查获得了侦查对象概括性或语境性的同意或承诺。在客观要素上，隐匿身份侦查没有使用直接强制力，没有侵犯重要法益，并强调使用的必要性。因此，隐匿身份侦查属于任意侦查，必须对其施以合理的法律规范。否则，极易使隐匿身份侦查措施失去其在法治社会当中应有的“尊重”，即正当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