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运转，社会阶层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分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类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有数据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件，     

职业利益笼罩下的法律制度创新--对英国《有限责任合伙法》的评述

有限责任合伙是90年代以来英美国家新出现的商业组织形式。但与国内学者通常存在的理解———作为风险投资的载体———不同,有限责任合伙本质上是专业人士、特别是会计职业,为化解日益沉重的法律风险而推动的制度创新,力图在保留专业合伙组织的传统价值与合理规避法律责任之间探索出一条新路。英国《有限责任合伙法》的立法过程,展现了一种普遍适用的商业组织形式与专业人士执业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改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专业人士,特别是会计职业在商业组织形式法律制度创新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重构会计监督体系加强会计监督

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 ,强化会计监督是必然的要求。要加强企业内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 ,最大限度的发挥其监督作用 ,国家监督要对它们进行再监督 ,三者相互促进 ,共同把好“监督关”。同时须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 ,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各监督主体有效发挥其监督职能。     

绿色会计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日渐深入人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现代企业不可回避的发展方向。由于企业是社会经济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企业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可持续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其中绿色会计是现代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     

政府数据开放宜采取不同于信息公开的立法进路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之上,通过赋予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增强政府透明度,实现对行政机关监督问责。而政府数据开放兴起源于大数据技术驱动。数据资源的巨大潜力驱使各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开放制度鼓励数据创新应用,挖掘数据价值,实现繁荣经济、改善服务、提升治理能力等增强行政效能的良好行政目标。二者在制度形成基础和制度目标上的区别,表明政府数据开放是与政府信息公开有本质区别的独立制度。我国应选择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单独立法的立法进路,而非将其融入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框架之中。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公开数据赋权保护的反思与法律救济进路

对于互联网平台公开数据的保护不宜采取赋权的强保护模式,应当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规制模式。激励理论与公地悲剧理论不能作为互联网平台公开数据赋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赋权保护无法满足数据权利的法定性与透明度的内在要求,强行适用赋权保护会过度妨害数据市场运转、数据技术提升、科学研究以及数据共享。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互联网平台公开数据时,须转变数据保护的思维理念,摒弃司法实践中的权利侵害式裁判模式,回归对互联网平台数据竞争行为自身的正当性评判。在一般性条款的适用过程中,司法裁判者应秉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谦抑性,并借用比例原则对互联网平台数据竞争行为的边界进行限定,维持不同数据相关主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数据迁移权及其本土化路径研究--以数据竞争为视角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率先在个人数据领域赋予数据主体数据迁移权,成为全球数据保护的立法标杆。数据迁移权的诞生为企业参与数据竞争正向赋能,企业竞争中也存在诸多数据迁移障碍。本文结合欧盟数据迁移权的相关规定,以数据、数据迁移权和数据竞争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进路,通过剖析数据迁移对企业竞争和创新发展的双向反馈,认为我国不应急于实施数据迁移权,而是将数据迁移权定性为一种柔性权利,按照"三阶段五步骤"的路径规划,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数据迁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