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国际视野与本土化研究

媒介素养教育源于西方,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正处于初期起步与探索阶段,必须站位高远,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与发展模式,以及对自身的审视,反思我国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不足,最终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出适合我国发展的本土化教育发展策略。     

规制大众传播媒介的回应权：功能延续与制度发展

针对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回应权,使被报道者能更有效地维护其人格尊严,并能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信息时代传播媒介的诸多变化,使个人名誉更易受到影响,更为根本和重要的是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极端化并产生了注意力经济,从而将对公共领域造成破坏性影响,由此突显了规制媒体表达自由的必要性。作为规制传播媒介的手段,回应权之名誉保护功能和提供多元化信息来源功能在当今依旧延续甚至更有必要。传统回应权的规制对象应予扩张,使回应权也能够针对类似于大众媒体的用户以及平台媒体、搜索引擎行使,回应权并能成为连接点,结合标签、算法等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但是,回应权毕竟涉及媒体的表达自由,其具体规则的构建、调整和扩充要实现基本权利之间的合比例关系。     

从作品本体到存在本体——论网络文学研究的四个层面

网络文学有四个重要特性,即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作品本体形式和文学性,独特的互联网新媒介特性,新的社会文化特性,以及与人类生存的数字化、信息化的同步性。这四个重要特性,也决定了网络文学研究的四个层面,即作品/文学层面、媒介与传播层面、社会文化层面、人类生存（哲学）层面。四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网络文学研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层面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和网络文学的创新发展。     

虚拟偶像背后的青少年流行文化心态

虚拟偶像文化源起于早期二次元文化,是数字技术生成的拟真世界。作为虚拟偶像粉丝群,“90后”“00后”的媒介使用偏好从需求到动机、从媒介消费偏好到媒介消费实践存在着文化心态的代际差异。“90后”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抉择的需求和动机更多地是以工具性动机、情感满足性动机为主,而“00后”更重视成就性动机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参与形式。一方面,“90后”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偶像文化消费过程中,他们更多的是漫步者、流浪者和观光者,是“被动的消费者”。而对于“00后”来说,倾向于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他们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混和价值”取向,他们在生存—幸福价值、传统—现代两个维度,均表现出“双高”特点。     

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感知之间互动的结果。现代社会形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化趋势、主观意义世界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不确定性的流行。不确定性在风险事件和风险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与情感的生产之间关系密切。数字媒介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中的“事实”建构、风险知识以及情感流通的后果等方面都加剧了风险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显著的情感后果,如恐惧、恐慌、焦虑、愤怒等情感的形成和扩散。应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我们需要情感治理的理念。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既需要应对消极情绪,减少负面后果,同时也要培育积极情感,建构以信任、希望为核心的情感文化系统。     

“美”与“丑”：青年审美价值观念的演化、冲突与引导

互联网为审美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舞台,也重构了青年审美的内在框架,在多元化展现当代青年审美意趣的同时,也影响着青年审美价值观念的走向。互联网世界的泥沙俱下与多元文化的价值冲突,令互联网美丑交织,也让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欠缺判断美丑的能力,甚至出现了以丑为美的现象。在移动互联网成为社会的主流媒介之后,青年审美趣味的更替和演化也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高度相关,会对青年的观念与行为产生难以预估的影响。对此,须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对青年群体进行正向引导,积极培养和强化青年审美的主流价值观,塑造一代新人。     

“云端的家”：留守家庭青年抖音实践中“家”的建构逻辑——基于对皖北D新村的考察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型媒介对家庭的嵌入,深深影响着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本文聚焦于皖北D新村的留守家庭,通过数码民族志和田野调查法,观察一个三代同堂的留守家庭成员,特别是外出务工青年成员如何进行抖音实践。研究发现,他们通过抖音建构了一个根植于传统家庭又超脱于传统家庭的“云端的家”。这个“家”在家庭成员情感维系、青年成员家庭权利崛起、儿童媒介沉迷、原始家庭解体和青年核心家庭建立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抖音不仅拓宽了“家”的概念外延,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家”的全新方式。同时,抖音“云端的家”的建构逻辑,也成为理解和研究新型媒介的重要文化视角。     

接管空间、对抗规则与建构仪式：大学生对手机的课堂驯化实践

随着移动传播与互联网络的发展,技术与日常生活日益捆绑,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如何获得、安置及使用设备成为新媒体时代的重要话题。沿着驯化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在教学场景中如何“被带入、被放置、被使用”,以及如何“被驯化”以适应课堂环境文化。研究发现,传统的“驯化四阶段”在移动传播语境下有了全新的表现、意义及模式。通过对“设备的想象、空间的接管、规则的对抗”等步骤,最终建构仪式并达成共识,实现了对手机的课堂驯化,既保持着对课堂教学的“在场”,又完成了对手机的“不在场”使用。智能手机进入大学课堂带来了两种对立的空间关系模式,允许学生通过“后门”暂时“移出”课堂环境,对原有教学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如何看待媒介权力异化

在传统的媒介权力理论中,社会对于媒介权力有一个认同的基础,那就是媒介能够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当今媒介技术急速发展,媒介实力大为增强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出现了逐渐远离传统媒介理论的趋势,媒介权力也开始了异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