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比较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我国独创的制度。这是由“一府两院”都是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机关，均具有保护公益的职责，以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所决定的。传统诉讼的当事人可以完整、充分、自由地行使诉讼权利，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诉权行使则需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不可以随意处分。检察机关是诉讼当事人，也是诉讼监督者，但是应当区分出庭检察官作为诉讼当事人享有的监督权利与人民检察院进行诉讼监督的不同时间节点。行政公益诉讼与一般行政诉讼在诉讼请求、是否设置第三人制度、举证责任分配、撤诉条件、类案效应等方面存在不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在诉讼请求、实体处分方面存在不同。检察公益诉讼与刑事公诉在诉讼职权、两造关系、二审程序等方面存在不同。与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相比，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是有限诉权，需要履行公告程序。政府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优先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二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是相同的。     

论共享发展理念的法理基础

共享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归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导向。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战略支撑和制度保障。共享发展理念与法治精神具有内在共通性,其法理基础体现在:公平正义是现代法治的根本精神,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价值。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共享发展理念的目标取向。人权保障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宪法依据。权利限制是法治的基本技术,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法治实现方式。     

试析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聚同存异原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联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这些论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当前和今后治国理政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努力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的特殊时刻,在“两个高水平”建设交汇转换的关键节点,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决策部署。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制造强国战略,进一步凝聚共识、提振信心、营造氛围,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推动“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为“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注入强劲动力,为“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西周直至清末经历数千年的法律实践活动,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形成了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法律文化体系。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对传统法律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积极可取的因素吸收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为建设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