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与西部新农村法治建设

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许多好的传统至今还存活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诊视、保护、开发和利用。这对西部法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极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公安院校忠诚教育的路径探析

加强公安院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政治忠诚是公安院校的重大职责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忠诚教育资源,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公安院校大学生的心灵,有助于其培塑内在气质,涵养忠诚警魂。新时代,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同公安忠诚文化贯通起来,创新公安院校忠诚教育思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忠诚元素、注重教师勇担使命的垂范作用、拓宽学生家国情怀的厚植渠道、营造忠诚文化氛围浓厚的校园环境和网络空间,提升公安院校忠诚教育实效,培养绝对忠诚的合格预备警官、建设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试述中国传统的立法模糊性特点

模糊性是中国传统立法的一大特点。作为一把双刃剑,中国传统立法的模糊性在历史上表现出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中国现代立法实践中,必须通过合理的措施尽量避免传统立法模糊性弊端的发生,维护法律的权威。     

绿色GDP的运用与核算

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它已普遍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国民收入的重要指标。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传统GDP的缺陷逐渐显露。作为对传统GDP的调整,绿色GDP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和认可。我国应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稳步推进绿色核算。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初级阶段社会形态的规律性认识."中国特色"主要是相对于四个参照系来说的,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属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产物.我国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属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但真正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具有中国特色,则始于改革开放,其主要标志是"两个转变"和"一个定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从纵向(发展阶段)和横向(理论结构)两个角度来理解.     

陈独秀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变化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伊始,中日两国又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明治以来,日本维新志士发愤图强,师夷长技,大办实业,发展教育,增强军力,使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崛起,对于正在苦苦探索救亡图存路径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康有为、孙中山开始,中国进步人士就发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呼声.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开始,就了解、认识到日本强大的因素,也主张学习日本以自强,并对中国的近代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限缩适用——兼论数据犯罪的法益侵害

数据蕴含的巨大价值引发了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本质上,该问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不法争议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解决的根源在于梳理获取数据的行为对象与样态,进一步解释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理论界对数据技术属性提供刑法保护以及法益独立化保护的主张,体现了刑法技术化倾向,与法益证成标准及法益理论初衷相悖。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将数据犯罪的刑法性法益定义为个人法益、公共法益或者国家法益的传统法益,行政法层面数据安全管理秩序法益只能作为先法性法益影响数据犯罪的量刑,以调和刑法保障性与谦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方案应当是坚持本罪“法益保护传统化”的限缩适用以及“具体危险犯”的妥当适用标准。     

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布尔什维克

俄罗斯历次沙皇专制体制内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和完全缺乏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现实,规约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将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承担起推进和完成现代化的使命。由此,他们开始组织化,从知识精英走向政党精英。而后,布尔什维克又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摆脱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由历史文化传统模塑的充满悖论的文化特质的影响,对自身文化缺陷和现代政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又一次使俄罗斯现代转型和自身角色转换陷入泥淖。     

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

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可概括为九点,其中“重农抑商”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第二个结合”:出场逻辑、结合理路和实践原则——以毛泽东妙用中国神话典故为例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具有历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复杂缘由。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频繁运用和发挥中国神话典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形式、思想内容和文明形态上的多重结合理路。这为实现二者相结合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