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干预边界

规范刑法的干预边界有进一步强化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然而当刑法干预的边界超过一定的范围则有可能变成恶法。因此,确定刑法的干预边界时要充分运用法益保护原则或伤害原则,在此基础上尊重自我决定权,衡量刑法的现实操作及刑罚的不替代性。而对于刑、民的边界问题,主要衡量行为的危害程度。至于行政法中与刑法竞合的部分,除了考虑行为的危害大小,更要考验法律适用者的能力。     

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改革的进路（上）——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以律师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为核心的实践探索

在我国,羁押率过高、羁押期限过长,一直为理论界所诟病。理论界一直在探求降低羁押率的妙方,实践中也对此孜孜以求。2009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本文下称“沙区检察院”）推行了以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为核心的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改革（下称“律师介入制度”）。实践证明,这项改革对于达成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推进量刑程序改革,乃至对于整个司法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历史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问题充分体现了赫勒哲学态度的存在论性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不应寻求那种普遍强迫的真理。赫勒提出了真理的主观性、启发性、个体性及历史性质,真理应当是一种认识论的开放,绝对确定性是可能而绝不是必须的方面,绝对真理可以是发散的、直觉的和顿悟的。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定位与完善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与提前介入侦查有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梳理1980年以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提前介入侦查的定位经历了从追求办案效率到确保案件质量,再到监督侦查、保障权利的发展过程。不同的是,提前介入监察是检察机关基于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原则,在尊重监察机关独立办案的前提下进行的配合协助与制约。实践中,提前介入监察的案件范围模糊、介入的被动开启、介入的时间不充分、介入意见效力模糊等实践问题影响提前介入监察的办案质效。为此,需要明确“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范围;确立“以商请介入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启动方式和“适时介入”的标准;以内部介入传导司法理念,适度增强提前介入意见的效力;细化提前介入监察中指定管辖与司法管辖的衔接规则。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机制检视与制度优化

提前介入机制是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就“相互协助、相互制约”职能发挥的重要制度安排。虽然该机制对于提高职务犯罪办案质量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机制的运行上仍存在职能冲突、制约不足、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明晰提前介入机制中检察机关的协作原因,分析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制约困境,知悉提前介入的规范性难题。在此基础上,明确监检两机关职权定位,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具体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配套保障体系,以最终实现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结合。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既假冒注册商标又销售商品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裁判要旨】被告人在网络上提供假冒商岛的私人定制服务,接单后虽未实际从事具体生产活动而系委托他人生产加工,但被告人深度介入了产品本身设计、标识镶嵌、原材料购买、成品包装等制造加工过程中必须完成的步骤,参与了制造假冒商品的全部流程。     

先到先得,还是价高者得

正标题是在集合概念的意义上使用,但鉴于也许有人无视它的语境,非要抠字眼,那说的是某些经济学家吧。前段时间,一女子在北京一家医院怒斥黄牛抢号的视频引发关注。她斥责黄牛将300元的挂号费炒到了4500元,而她从外地特意赶来,排了一天都没挂上号。舆论引爆后,警方介入调查,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将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就医秩序的行动。从官方的行动和表态来看,黄牛干这种事是不正当的,涉嫌扰乱就医秩序,属打击之列。而民众对     

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应对举措

新刑诉法将律师的辩护权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这是保护人权的需要,也是我国司法进步的表现。同时这一规定对当前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反贪部门要转变执法理念、改进侦查模式、提升侦查能力,从而适应新的诉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