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成立余罪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认定余罪自首的重点不在于犯罪人是否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而在于交代的是否是“余罪”。余罪自首成立的客观要件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无论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还是异种 ,只要其可以单独构成犯罪 ,就应认定为自首。     

无悔的选择——记陕西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余发祥

出军营，他在纪检监察战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坚实的人生步伐展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人生境界和理想追求。他就是２００２年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共岚皋县纪委常委、审理室主任余发祥。爱岗敬业痴心不改１９６８年２月，余发祥刚满２１岁，凭一腔报国热血，毅然走出山坳，应征入伍。十年的军旅生涯，磨练出一股顽强、好胜、不干出个名堂不罢休的精神。１９６９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７１年被提为排长。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响应党的号召，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１９７９年元月，纪检委机构…     

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及其适用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我国推行的减刑制度在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现行减刑制度关于改变原判刑期的规定与刑罚的基本原则不契合,“确有悔改表现”的实体条件偏低,减刑程序的启动存在主体性缺失。在现行减刑制度适用层面,分阶段多次考察罪犯悔改表现的减刑适用模式不够科学,执行标准不够统一,“可以减刑”情形被当成“应当减刑”情形不合法律规定。可以选择以下路径解决上述问题,一是在《刑法》规定的弹性刑期内,实行定刑期和不定刑期的二元化的刑期判决制度和执行模式,二是实行最后一次性减余刑期的减刑适用模式。     

余无言临床经验之特色

余无言为民国初年著名“汇通派”医家,致力于研究、整理仲景学说,为上海研究仲景学说“三大家”之一。其善用大黄、石膏,治温热病善用清热与攻下二法,并能根据病证,灵活运用汗、和、温、补各法。     

《念斌案：用谎言掩盖谎言》专题报道之一 一年里，最怕的是死牢铁门响起

念斌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8年冤狱，4次死刑判决。2014年8月22日，念斌被无罪释放，理由并不像余祥林案、赵作海案那样因为“亡者归来”“真凶被抓”，而是因为疑罪从无。如果念斌案没有一个不屈不挠的姐姐、如果没有张燕生等律师的坚持、如果没有中央巡视组进驻福建、如果没有京港毒物专家的鼎力相助，念斌恐怕无法吃到今年中秋的月饼了。     

＂政法冤案＂的政治背景阐释

“政法冤案”是指在政法委协调下发生的冤案，是中国政法体制的副产品，是中国法治建设内在矛盾的反映。由于“政法冤案”的政治事件性质，有必要将其还原到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予以阐释。以余祥林案和赵作海案为切入点，以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权威再造中的权威弱化、结构分化中的功能混同、法治动员中的参与拥堵分剐构成了“政法冤案”发生的权力背景、组织背景和民意背景。在“政法冤案”的形成中，权威弱化后的治理压力是深层动因，动员过剩后的民意呼声是中介环节，政法机构的功能混同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在政治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中展开。对“政法冤案”的政治背景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法治问题。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公正的呼唤——从“余祥林杀妻案”说起

“余祥林杀妻案”又一次激起公众对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不满，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再度成为刑法学界的一致呼声。本文从程序公正优先问题谈起，并就西方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以及我国法律规定之不足，谈一下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几点设想。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管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佑的《剪新话》相比，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皮上差异的原因，是由于两个所上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重话干群鱼水情——湖北襄樊市襄阳区实行服务承诺制侧记

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有名的上访组——古驿镇余沟村一组今年不仅实现了上访零记录，而且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