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作性外交及其目的分析——一个历史的视角

本文通过历史和现实三个时段（封贡体系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外交分析,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古代社会起至今,合作而非对抗是中国对外行为的基本选择。中国积极寻求与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合作。第二,中国合作性外交的目的在于实现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的统一。本文认为,封贡时期的东亚秩序本身就是正义的,维持秩序就是维持正义,中国在封贡时期的国际合作保证了秩序与正义的统一;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基本秩序,同时又通过反霸反帝反殖斗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追求世界正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组织,遵守国际规范,与世界各国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同时又通过反霸斗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建设“和谐世界”推动世界正义的实现。     

浅析课堂教学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课堂教学及英语学习的特点入手,探讨了课堂教学与语言学习的关系。课堂教学对英语学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能决定英语学习的观点,认为课堂教学中,教师应以课堂教学目的为指导,以学习为中心,把握教材及教学语言的难度,注意教法的科学性和知识的多样性,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全面地接触目的语,使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永恒的守望——记吴长福教授和他主持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策划与整体方案设计》

2008年的5·12大地震,让人不堪回首,令人触目惊心。震后十天,第二次来到地震重灾区北川的温家宝总理。面对地震造成的惨状,动容地提出将北川老县城作为地震遗址予以保留。并修建地震博物馆。2008年8月,上海市接受四川省绵阳市委托,承担起支援《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规划策划项目的任务．     

朱德与山西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自游击战争发展最迅猛的地区,对壮大党和人民的力量,坚持华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线的近三年时间里,直接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对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力使用规范的演进

在国际法体系中,武装冲突法可谓编纂得最为完备的一个分支。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和铺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力使用规范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规范体系并呈现出四大特征:即为了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武装冲突法扩大了适用范围;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成为国际法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在武装冲突中"反向"使用武力以达到实现和平目的的新方式——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在武装冲突中出现了大量作为作战手段而使用的性暴力行为等。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武装冲突的形态与样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无人机、自主作战机器人、纳米生物武器和网络战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手段方法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武力的情况有所增加,更出现了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等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尚处于空白的交战主体。以朝核危机为标志,核武器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的潜在甚至是现实的威胁再次凸显,迅速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中的热点核心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武装冲突法的基本原则依然相对稳定,但是不断出现的新作战手段和方法,仍然给国际法和国际安全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应对的新挑战。     

合理性理论上的"对话"——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而且后者的理论带有浓厚的韦伯式背景。但韦伯将“目的—工具合理性”与合理性一般等同起来,并将其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叙述工具,合理性的概念太狭窄。哈贝马斯则从合理性中探寻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钥匙,拓宽了合理性的内涵,实现了由“工具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的跨越。     

美国传媒控制的目的、方式和特点

舆论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西方国家一直在探索宪政民主条件下的传媒控制。美国政府对传媒控制的主要目的是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营造有利于决策实施的氛围,操纵民意、影响选举。美国政府依据其传媒控制的目的,建构了控制传媒的体系,并形成了一系列控制传媒的特点。     

外空军事化的法律问题——以反卫星武器为视角

反卫星武器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极强的军事色彩与攻击性,然而在现行国际法与空间法框架下反卫星武器存在的理论根据却是薄弱的。此外,由于在攻击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空间碎片,进而会对外空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反卫星武器存在的实践基础也将受到质疑。目前,实现外空非军事化的目标可以从禁止一切外空武器着手,并可以从禁止反卫星武器开始。包括双边、多边谈判,以及对裁军委及联合国外空委的积极响应,认真谈判,积极协商,确保外空的真正用于和平目的,为全人类谋利益。     

实然与应然——法律伦理之可能

法律伦理及法律伦理学是否可能取决于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能否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然而,单纯从行为事实是推不出行为应该的,只有通过法律目的判断以及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和法律目的之关系判断才能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如何。法律伦理行为之应该经由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变为现实,其具体保障在于法律伦理良心、法律伦理名誉及底线法律伦理的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