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准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可行性与途径——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例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型政府的危机日趋凸现,政府充当保姆提供公共产品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的合理性受到置疑。本文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例,结合广州市东山区华乐街在提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出现的情况,从提高公共产品效率的有效途径出发,论述社会准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可行性和提供方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研究

本文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这一大背景入手,依据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及其提供方式进行系统分析,提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农村公共产品特质的转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通过市场化解决。     

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西部农村公共产品的普遍短缺,已严重制约了西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危机,这一重大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大力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和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现阶段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的真实体现。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与学术的民主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方针与方法,因为它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的民主与自由。百花齐放,必须以百家争鸣为前提。社会中各种学派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符合科学发展规律,有利于防止学术上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历史事实证明,诸子百家的兴起与纷争,是文化繁荣的保证,也是国家进步、社会民主的表现与标志。马克思主义始终追求真理,不怕批评与反对,同各种学派的辩论与比较,有利于促进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提高与传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繁荣我国文化与科学为目的的不同学派的建立,与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并不矛盾,它们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     

浙东学派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在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文化研讨会上的致辞

浙东学派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和反对空谈,以民为本和政治革新,经世致用和注重事功,立足现实和史学经世.研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变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疆工业发展短板分析及对策研究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疆工业在创新能力、生态约束、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缺口和欠账突出,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抓紧补齐工业发展短板,增强改革发展的协同性,才有利于新的发展动能更充分有效地释放出来。因此,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做好新疆工业发展短板分析及对策研究,对于补齐工业发展短板,强化工业发展根基,突破工业发展障碍,持续扩大有效供给,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省劳动力供给与就业状况分析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视角

对福建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以及就业的变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对于福建省而言,人口红利基本得以兑现,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阻碍因素,包括二元户籍制度障碍、农民工职业技能缺失以及就业公共服务不足等等,而且未来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基于此情况提出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和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等对策建议,以促进就业.     

从补缺式模式到定制式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战略转型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补缺式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本形态,有效地填补了政府的缺位,为民众适时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在政府逐渐履行其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后,非营利组织在这些领域的角色越来越弱化,需要有一个角色的战略性转型和功能的全新提升,相应的,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渐从补缺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走向定制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方向,其目标就是建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联盟这一理想模式。这种战略性联盟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新体制,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升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通过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方式提升政府回应性水平,进而形成一种战略性联盟,并在此基础上,以深化流程再造方式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服务质量。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均衡——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是当前农村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形成了各种差异巨大的观点。当下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的供给呈现出了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形,四种均衡中都有它们的特点和不足,但由于农民特殊的文化需求观和公正观,农村很可能较多地出现第二或第三种均衡的糟糕局面。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现阶段有必要坚持和完善以国家力量为保障,形成国家与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互补的供给机制。     

我国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综述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建立起一个平均主义、国家包办的公共服务体系;上世纪80—90年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主导下,中国各级政府过于注重GDP等各项经济指标而忽视了公共服务,导致该时期的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而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