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治吏之道

康 熙一生勤于政事 ,以身作则 ,因而严格要求群臣 :“凡为臣子 ,必实心任事 ,兴利除弊 ,不苟且塞责。”他说 :“昔人有言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举贤退不消 ,正百官也 ,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消 ,则贤知所勉 ,而不消者不知所惩。”康熙所讲的治国先治吏 ;贤能者上 ,不消者下的治国方略 ,在今天也不失为治政良诀。治吏贵在公正严明 ,严格甄别 ,把好的官吏提拔上来 ,坏的淘汰下去。不然的话 ,只有好的勤于职守 ,那坏的不给予应有的惩罚 ,就会“一只老鼠坏了一锅粥”。甄审是通过御门听政 ,直接考核鉴别官员的才能和勤惰 …     

毛泽东勤俭建国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正勤俭建国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新中国国情党情世情实际、全面总结党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它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勤俭建国、为什么要勤俭建国、怎样勤俭建国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贯穿于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的各个领域,体现在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思想的各个方面,反映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普遍共识,是被实践证明为适合我国     

“以德治国”的核心和重点是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倡导“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各有什么样的内涵 ,两者之间该有怎样的关系和联系 ,如何在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使“法治”与“德治”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 ,以共同保障社会稳定 ,共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行进 ,就成为学术理论界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 ,本刊组织编发几位学者的有关研究文章 ,以期引起学术理论界对这方面的重视     

法政录

中国首迎国家宪法日 12月4日，我国迎来首个国家宪法日。习近平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当天，全国四级法院的法官面对宪法宣誓．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向宪法宣誓仪式，社会各界开展多种形式的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全国中小学普遍上了一节宪法教育课。将宪法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将拉近宪法与公民的距离，为依法治国奠定社会基础。     

践行为民宗旨 弘扬务实精神 坚守清廉底线——谈领导干部敢于担当的方向、内涵及底气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新阶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精神。敢于担当是一种修养,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政治品格。坚持敢于担当,必须始终践行为民宗旨、弘扬务实精神、坚守清廉底线。     

儒家治国的政治命运

儒家是宏观的治理和道德的化育并弘,其定位就在国家的治理方面。历史上,人们更为关注却是儒家的德化,并将之与治国的实际操作相提并论,认为道德对行政管理是无能为力的,从轻视了儒家自始就赋予自身以治世的使命。因此,儒家在现代社会重视技术和行政管理层面的官僚体制下,更被误解为没用的学问。儒家的生命力恰恰要在现代新政治格局的开展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作为德化的儒家形象也将以新的面貌出现。     

努力构建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长效机制

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承担着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要职能，公务员职业道德状况直接影响着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其作风好坏决定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把党的领导贯彻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体现到坚持和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等各个维度,体现到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完善党的领导体制、丰富党的领导方式等各个方面,成为我们党发挥全面领导作用的丰厚实践和立体写照。这既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的“定海神针”。     

论我国治国方略的两次重大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国方略经历了两次重大突破,第一次是从变动不定到法治的突破,第二次是从法治到法治和德治并举的突破。 第一次突破发生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现的。 作为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我国治国方略进行过可贵的探索。他是法治的倡导者,领导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石。同时,他也是德治的倡导者,并在道德建设上有许多重大建树。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德治思想体系。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后期,我国的治国方略出现反复,回到过去人治的老路。“文化大革命”便是人治造成的严重后果。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