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它法律对坚持党的领导也有不少规定。但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权大于法,权大于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以党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以党治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必须做到“三统一”、“四善于”。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执政策略转变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一项根本制度建设,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核心问题。然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倘若没有宏观的正确策略引导,不是容易使其偏离方向,就是各个子系统的改革不"匹配",不"兼容",导致我们党无法利     

加强农村房屋依法拆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土地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不少地方农村在实施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没有依法拆迁或补偿不到位的情况.通过拆迁,整合土地资源,加快了区域经济发展,但由农村征地、土地流转与拆迁所引发的矛盾也日益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优化政治生态与保持良好心态

当前,政治生态与干部心态成为社会热词。干部群众之所以深切关注、频繁点击,就在于政治生态、干部心态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休戚相关。优化政治生态、保持良好心态已成为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政治生态与干部心态是互为关联、相互影响的。政治生态是母体,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     

北界村的“贤支书”

郑家贤,石门县子良乡北界村支书,一个"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到"的人,身上却蕴藏很大的力量:在他的手里,北界村这个偏远的高寒山村,结束了不通电不通车不通水的历史;在他的手里,这个过去负债累累的穷山村变成了全县经济50强村。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郑家贤或许说不出农村建设的大道理来,但对北界村的发展,他心里却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从通路通电通水,到做     

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现状和趋势

近年,数字政府受到我国公共管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与日俱增,但在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现状及其趋势等方面还存在争议。我国公共管理学术界对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概念引介、理论溯源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且现在正处于数字政府深化发展阶段。中国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系统关注数字政府治理实践、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共享、信息公开与公众满意度、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国外数字政府经验研究以及数字政府建设评估六大关键议题。对数字政府概念的理论概括与实践总结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重要基础。信息共享、平台驱动、多元主体关系、绩效评估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主要方向。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大势所趋。     

徽县:绿色崛起正当时

近年来,徽县在统筹城乡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按照生态、优质、高效的发展模式,大力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唱响了“绿色崛起”的主题曲. 保护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屏障.徽县嘉陵江上游,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6％,是重要的天然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保护区.在生态建设中,徽县始终坚持经济林与生态林两手抓,加快造林绿色步伐,增加森林生态资源,先后被国家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厅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珍稀植物繁育示范县”称号.     

高质量办理建议 切实尊重代表主体地位

提出议案建议是代表依法履职基本的、最主要的方式。栗战书委员长强调,尊重代表的权利就是尊重人民的权利,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本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向大会提出建议9180件,建议数量创历史新高,交由194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释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磅礴伟力,展现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机活力。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