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定位与完善进路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但受制于此项权力的实体性适用范围模糊、程序性启动条件严苛、替代与缓冲方案众多等因素,实践中面临“不会用”“不愿用”和“不好用”的困境。应当认识到,机动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与“侦查权”之双重性质耦合、交织的集合体。以此为前提,应当在观念引导上兼顾该项权力的谦抑性与能动性,在内部结构上调适其实体与程序条件,在外部支持上优化其决策与保障机制,以切实发挥机动侦查权的应然价值与功效。     

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探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拥有的这一权力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但目前职务犯罪侦查权在运行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着缺陷,即外部监督不到位和内部制约乏力。为此,应当在合法性、公正性和符合规律性等价值基础上,对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机制予以改革和完善。     

侦察监督部门对立案监督案件不仅要有调查权更需要有侦查权

有案不立、立而不结,不报捕、不直诉的现象还在侦查部门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笔者认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立案监督案件没有侦查权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侦查监督部门对立案监督案件不仅要有调查权,更需要有侦查权。正确行使侦查权,才能提高办理立案监督案件的质量。原因有三: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

面对权力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仅应当享有普通侦查权,而且应当享有更有权威、更有约束力的特殊侦查权。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侦查权缺失,普通侦查权面临内部机构、外部纪检部门的双重分割,造成侦查权的双重缺失,这是反腐败不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内部应当整合侦查机构,集中行使侦查权;在外部合理划分纪检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权,维护侦查权的权威性,是控制职务犯罪的现实选择。     

重庆打黑呼唤警察新体制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拥有侦查权,一旦拥有将超越行政机关的范围,但现实是各级公安机关都是"行政与司法的结合体",即公安局长能够同时使用两种权力,而且可"一手遮天"随意变换.     

警察越轨行使侦查权原因探析——“威慑理论”的构建与应用

“威慑理论”认为,警察在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必须拥有对侦查相对人足够的威慑,否则不能达到侦查目的。越轨行使侦查权行为的出现,原因在于警察对侦查相对人的正当威慑不足。越轨地获取威慑往往导致警察的威慑力大于无罪犯罪嫌疑人与不知情人能够抵御的程度,可能造成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诉。只有在为警察获取正当的威慑提供必要保障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等的权利才可能得以实现。     

侦查权探析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进行的解释不够科学,强制措施应属侦查行为。预审是侦查活动中的最后证明过程,是侦查活动的组成部分,不能与侦查相提并论。法律规定的具体侦查行为还应包括询问被害人、电子监听、对质、辨认等活动。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导致权力配置违背刑事诉讼基本规律。人民法院的某些权力带有侦查性,与审判机关的诉讼地位不符。     

保障律师会见权的思考

律师会见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强化律师辩护的功能、监督侦查权力、实现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完善,致使律师会见权难以得到充分的实现。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立法上的缺陷和实践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保障律师会见权的立法建议。一、保障律师会见权的意义保障律师会见权,有利于强化律师的辩护权,更好的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目的,在于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通过律师的帮助和…     

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侦查权及其限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国的反腐已从"个案震慑"进入"新常态机制"。多年来,尽管中国政府的反腐力度逐年加强,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就,但由于权力体制的特殊性及职务犯罪的复杂性,时下的反腐体制还有一定程度的不足。监察体制改革的一大核心便是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至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所涉内容大体反映了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思考和认识。但也应看到,此次改革所涉足的核心内容并非全无争议,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还有待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变动,尤其是新形势下国家监察委员会侦查权的相关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