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规范分析与实体边界

公共机构适用算法进行决策对国家治理能力有明显赋能，但可能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带来新的挑战。既有的算法规制多侧重正当程序的控制，缺乏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实体边界。尽管各国对算法技术应用于公共决策的实体边界尚未有相对一致的规范，但传统法律保留原则仍可成为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法律保留确定了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时“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关系模式，也科以立法者在政府效能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具体权衡义务。基本权利保障、风险的可控性、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作为禁区以及算法类型和所涉数据等都应成为法律可否例外授权的考虑因素。有效的算法影响评估制度作为有助于划定决策边界的预防性手段，同样可在源头处补强算法纳入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可问责性。     

超越所有权保留的名实之争——选择性救济路径之证成

民法典第641条第1款体现了对价牵连原则，出卖人有权在买受人不能按约支付价款时解除合同并请求返还标的物。第641条第2款规定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旨在担保价款债权清偿，通过登记公示制度保留优先顺位。出卖人可以在两款救济中择一行使，但两者不能并存。保留所有权若仿效功能主义立法模式强行解释为担保物权，不免混淆当事人交易的真实目的和效果意思，有损契约自由，而且难以融入以绝对所有权为基础的我国物权法。在维持所有权构造的框架下，解释者通过削弱出卖人的所有权地位、加强买受人的实体权利，可以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当买受人迟延支付价款时，出卖人既有权在合同解除后主张返还清算，也有权临时性取回标的物，并在变价时放弃所有权移转的停止条件，以实现价款优先受偿。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时，未经登记的保留所有权也可对抗扣押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但不得对抗善意取得人。     

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的基本问题

根据新发展观进行的行政职能调整，为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必要条件。行政法体系改革应当注重三个基本问题，从改进法律保留和法律渊源制度两方面扩展行政法治的范围，在行政法的主导议题方面提倡保护个体权利和规范公共行政的双向制，在行政法的中心概念上给予行政决策更重要位置并淡化行政行为的概念。     

保留所有权出卖人取回权行使规则的冲突及其化解

《合同法》第134条对所有权保留买卖作出明确规定,虽然立法与实务不否认出卖人取回权的担保功能,但更注重其外在表现形式。原《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6条总体上采纳形式主义担保观,对出卖人取回权作了限制,以强化对买受人和第三人的权利保护。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延续上述做法,以买受人的付款比例作为限制出卖人取回权的标准,同时以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善意第三人,这与《民法典》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将出卖人的“所有权”功能化为担保物权的基本理念不符,亦与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和统一清偿顺位规则存在一定冲突,故应限制其适用范围。     

论民法典上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担保功能

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目标，我国《民法典》就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制度体现着明显的担保功能化转向，对其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的内容作了严格限定，使之成为不同于完全所有权的担保性所有权，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丰富了所有权的类型。登记对抗主义的引入系为了满足出卖人担保性所有权的公示需要，是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和确定性、维护交易安全的技术工具。登记也进一步地成了判断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与其他担保交易之间优先顺位的客观标准，《民法典》第414-416条所确立的优先顺位规则体系对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均得准用或者类推适用。在将出卖人就标的物的权利界定为担保性所有权的情形之下，买受人自有处分标的物的权利，但这并不妨害在买受人不当处分标的物且造成出卖人损害的情形之下，出卖人实现其所有权。《民法典》上“取回-回赎-再出卖-清算”的出卖人权利救济规则，在强化自力救济路径的同时，进一步体现着功能主义导向。相关救济措施的解释论，亦应在担保物权实现的规则体系之下寻求妥适的解释结论。     

规范行政保留的宪法依据

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面向上，无论“规范”指涉的是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措施，还是与狭义的法律具有同等地位的一般法律规范(即广义的法律)，规范行政保留都指向宪法所确定的、由行政予以保留的规范制定权的自主空间。我国《宪法》第八十九条可为规范行政保留提供宪法规范依据。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中的“宪法和法律”属于并列关系而非选择关系，其中的“法律”可能是组织规范，也可能是根据规范。进而言之，凡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之“根据”，为“根据规范”的法律；凡不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之“根据”，为“组织规范”的宪法或组织法。因此，在未确立一般法律保留原则的情况下，国务院基于《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二)-(十七)项职权而享有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规范制定权，在法律保留的事项范围外，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属于宪法位阶的规范行政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