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的功能诠释与规范重塑

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具有无法以传统信息规制手段消解的客观信息优势，并享有对信托事务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更高的机会主义风险。忠实义务应对受托人机会主义风险的独特机理，使其成为约束信义关系的核心规范。为受益人利益积极行事，应作为受托人忠实义务中积极面向的基础性规则，强调受托人应将实现受益人利益作为行为宗旨。衡量受托人是否勤勉的注意义务应以之为前提。忠实义务中消极面向的两项禁止性规则的规范逻辑均为防范利益冲突，故禁止利益冲突规则应当吸纳禁止利益取得规则。禁止利益冲突规则派生出自我交易规则和公平交易规则，分别约束受托人与信托财产的交易和受托人与受益人的交易。我国信托法应当以第28条为中心整合忠实义务的消极规则，扩张解释自我交易规则约束的交易类型，并将受托人的关联方作为适用对象。同时增补公平交易规则，要求受托人证明其与受益人交易时已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并支付公平对价。     

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理论反思与类型化

我国学界多数意见主张公司法应构建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但既有研究尚未澄清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是填补“公司合同”漏洞的法律技术，旨在赋予法官在个案中的裁量权，将公平、正义和良心等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准则引入公司法，以应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引发的各类问题。在外延上，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依行使权利/职权的不同，可将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分为行使股东会职权时的专属信义义务、行使董事会职权时的董事信义义务和出售控制权时的特殊信义义务三类。如此划分，能够恰当协调控股股东作为股东有权追求“私益”与作为全体股东受托人须为“共益”服务之间的冲突。     

股东协议暗箱治理的公司法回应

现代公司法在具体类型样态和治理模式上存在法域差异，但在治理结构形成机制上普遍遵循立法供给的法定结构与公司章程的私序定制，以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开透明。然而，公司治理实践中却大量存在通过股东协议建构治理私序的暗箱操作，以此实现所有权与股东权的分离以及表决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规避了公司法对治理私序定制范围和结构的法定限制。通过股东协议的暗箱治理会消解公司法固有的结构性，加剧治理机制的不透明性，损害公司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也会造成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股东协议不应成为契约自由的任性领地，我国公司法应当明确将治理型股东协议纳入调整范围，并着重从识别标准、效力要件、义务责任方面积极回应治理型股东协议的特别调整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