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图像配准的人像重建技术研究

目前,监控视频、手机视频等各类影像采集技术与设备已在全社会普及,并且大量应用于各类场所。而此类视频的影像视觉效果往往较差。本文所探讨的人像重建技术就是针对此类问题而提出的,研究如何通过对模糊人像的特征采集,进而将这些特征融入为之所建立的高分辨率人像模型中,最终得到高视觉质量的人像图像。     

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民俗学视角下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辅助手段,民间信仰对受众群体的言行举止和心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功能的研究,既是了解相关地区社会传统与文化的重要途径,又可以借此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民间信仰群体的社会结构内涵及其组织形式,从而有利于调节社会生活,达成社会控制,实现社会和谐。     

价值观的类型、冲突与重建

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标准和评价的理论体系;系统化、理论化了的评价意识。它表达的是人们对周围事物的意义,是非、好坏、重要性的评价和看法。不同历史时代、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地区）由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不同和国家利益需要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不断冲突交融,全球化的趋势加速并推动了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冲突与重构,我们将坚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吸收人类发展的优秀成果,有效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腐朽文化侵蚀,守卫我们心中的价值。     

那文化花神信仰与中国-东盟的社会理解性交往模式

一、那文化区与花婆信仰"那"或"纳",即壮、傣、布依等民族语言中的"水田"之义。以它为中心形成了以壮傣民族为主体,以稻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那"文化。"那"文化富有生态、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与延展性。它的分布非常广泛——北界是云南宣威的那乐冲,北纬26度;南界是老挝沙湾省的那鲁,北纬16     

“佛教与东亚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佛教起源于印度,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公元2世纪左右传人越南,公元4世纪传人韩国,公元6世纪传人日本,以中国佛教为核心,以越南佛教、韩国佛教、日本佛教为受容国,相互交流、共同发展,形成了所谓的"东亚佛教文化圈"。就传播方式而言,越南、韩国、日本所导人和受容的主要是中国佛教,更准确地说,在前近代主要是以汉字为载体的汉传佛教,为此东亚佛教文化圈亦可称之为"汉传佛教文化圈";就传播内容而言,越南、韩国、日本所导人和受容的     

论高校辅导员职业信仰的内涵与塑造

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信仰是他们破解职业倦怠,提升职业幸福感与归属感的重要基础。高校辅导员树立职业信仰,需要他们由衷地信任辅导员工作的职业价值,并真诚投入职业情感,认真恪守职业规范。但是当前部分高校辅导员出现了职业价值认知错位、职业情感投入失位、职业规范遵守缺位等现象。要有效塑造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信仰,应该从深化他们对职业价值的认识,为他们畅通职业发展的渠道,增强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及健全相关规章制度等方面着手。     

基督教传入与红河哈尼族信仰文化的变异

基督教在红河哈尼族地区的传入传播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末基督教开始传入红河哈尼族聚居区,但由于传播活动范围小,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的人数非常少,至"十年文革"期间停止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基督教再次传入红河哈尼族地区,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两次基督教的传播渗透,导致了哈尼族在信仰对象、婚丧仪式、节日文化、饮食习惯、歌舞音乐、意识形态等方面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科学发展观框架下的灾后重建研究——以突变理论为逻辑起点

从非线性科学的角度来说,汶川地震是自然界一次大的突变,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及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取决于灾后重建过程中一体化力量和离心化力量的张力。灾后重建过程中就是要积极扩大整合调节力量,抑制离心化力量。因此,特别需要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来统领灾后重建的全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思考（四篇）——文化契合、文化融合与文化重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历史性实践,始终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刊特邀了四位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特点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等问题,进行深入探析,以飨读者。     

意识形态与个体意义体验脱节：道德困境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两类措施解决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一类是伦理制度化,另一类是政府推动的各种精神文明建设,两种措施均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第一类措施低效的原因在于没有抓住道德的根本：引导人在超越和意义体验的基础上追求向善,不能取得实效。第二类措施以总体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精神引导,失去了个体意义体验的支撑,因而处于悬空状态。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建构基于个体意义体验的人生信仰,这种建构需要解决三对矛盾：实用理性与意义关切、社会分化与整体性认同、意识形态与信仰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