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的程序理性——以相对人之参与权视角

作为劳动者获得工伤待遇的必经之路,工伤认定不仅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事实判断与法律评价,更紧密关联于被灾劳动者的生存之权,认定之责可谓重要而且艰巨。但行政机关却出于对效率、成本的考量,而一直坚守着封闭、神秘的程序设计,当事人既无从参与,更无从知悉认定的原委与真相。从程序正义角度观之,难免遭疑。此时,问题被卡在程序本身的正义性与经济性这两难之中,前者要求充分参与,后者则力求简约。在二者之间,真正的出路并不是某个极端,而应是一种平衡。在公正面向上,当以正式听证保障参与之权;在成本面向上,则以简易设计促进效率提升。二者既相互界分又相互连结,力求在平衡与互动中实现整体效益的最优。     

合作博弈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成都曹家巷居民自治改造的研究

通过选择社会治理领域矛盾较为集中的城市拆迁旧城改造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成都著名的曹家巷棚户区自治改造模式产生的背景和运行的现状。通过引入合作博弈的视角,重点研究了社会治理中合作博弈的作用,条件和基础,对自治改造中“模拟搬迁”“双百方针”等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从而将“约束力协议”、置信度等以往易忽略的创新治理工具引入社会治理的实践工作中,从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人际信任重构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政府善治、市场巧治和社会共治多元治理主体的复合作用,而政府公信力丧失、市场诚信缺失和社会道德滑坡等折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信任的缺乏,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人际信任重建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局的一剂良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扭曲、制度文化缺失及心理安全感缺乏导致人际信任危机发生,而完善制度机制、建立现代信任文化、引导不良情绪及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是寻找实践路径的可行性选择。     

基层领导干部构建干群互信关系的方法探讨——基于S市党校主体班学员的调查分析

围绕基层领导干部如何构建干群互信关系这一主题,把获得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作为直接目标,分别设计四个具体问题进行书面方式回答、两个开放式问题进行口头回答,以在市委党校培训进修的学员为研讨主体,对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零散经验进行讨论研究和概括分析,罗列出大量有效的具体做法,梳理成不同语句表述,整理成若干个核心词汇。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分析后,得到一些具有实践价值的思路和方法,为基层领导干部获得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进而构建干群互信关系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指导性思路。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经济学重述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构建的基本逻辑与路径亟待厘清,相关研究可以从行政执法弊端较为集中的选择性执法加以展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引入并不能降低直接执法成本,而是由于构成行政相对人、行政执法主体以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双重博弈机制,对选择性执法以及由此滋生的间接执法成本形成常态化控制而凸显其法治价值与经济效益.然而,现实中行政执法信息的碎片化生产、分布以及监督者信息能力的孱弱无法支撑双重博弈的有效运作.对此,应当基于大数据思维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并立足激励相容机制实现集约化的信息传递和常态化的监督运作.信息平台模式不仅开辟了当前检察机关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新机制的现实路径,而且其在监督广度、深度和精度上的突破,也将促进检察监督在理念、路径和模式上全面的现代转型,从而迈向"量化监督"时代.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     

双层博弈视角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研究(2010～2020)

2022年5月,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杜特尔特也将卸任总统.而每次大选都是菲律宾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从2010年到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由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转向了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关系缓和,也开始由激进对抗转向合作姿态.但是,即使是表现出亲华倾向的杜特尔特政府仍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何理解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前后变化的原因?借助双层博弈理论,文章通过对"仲裁案"前后5年的菲律宾南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既是菲律宾当权政府与国内反对派政治精英博弈,为了大选争取国内宗教势力、军队以及民众支持的选择,也是中美两国地区战略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在该过程中,不同行为体都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弈筹码,从而最终影响了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     

中国的伟大博弈——专访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祁斌

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