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特征与成效评估(2009—2022)

美国南海政策受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美国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不断发生演变,从奥巴马政府的“双轨政策”到特朗普政府的“武力威慑”再到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促使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主要通过军事、外交和法律3种手段,相互结合、综合运用,最大限度地威慑和遏制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实践成效进行评估发现,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引发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与海洋秩序争议等多层面的联动反应,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从长期考量看,美国南海政策的实施存在诸多内在局限性。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塑造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与东盟的周边外交关系,不断加强在法理层面的有力回击,从而运筹南海问题,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韩国警察的绩效管理制度及其启示

韩国警察当局在警察绩效管理方面采用新的理念作指导,对每个警员的工作能力、态度、品行、工作成绩等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价,从而促进警察个人工作能力的提高。通过对警察个人工作成绩的评价,使绩效管理制度灵活地运用于其晋升和任职过程。这对我国公安机关的绩效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问责风暴"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目前制约公安行政问责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安行政文化滞后、职权划分模糊、问责主体角色缺位、警务公开度有限和警察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营造公安行政问责文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强调异体问责、加强警务公开以及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就构成了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刻苦学习 紧跟时代要求

知识是现代社会的灵魂,社会越发展,知识的作用就越是显著。市场经济对干部的全局性、化解矛盾冲突的协调性、决策的时效性等,都提出了更高滋少黔二缠瘾烈,生存环境更趋残酷。在这种形势下,领导者如不能坚持刻苦学习,就难以担当起领     

制度评估──韩国的实践及期启示

现代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绩效,因此,评估绩效就日见其重要性。现在各国都在探索新的评估办法。本文介绍了韩国采取的评估体制──制度评估,阐述了制度评估的相关内容、操作方法、功能及缺陷,并提出了一些有益于我国绩效评估制度建设的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信任重塑研究

社会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凝聚基层社会共识的重要保障,是建立基层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化解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质量和效果都与社会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基层社会信任缺失导致以信任为纽带的社会有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规范形成滞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公民参与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重塑社会信任,需要全方位地建立基层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文化共识,形成社会信任体系的良性互动,让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剖析与改革路径选择

现代政府以向公民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宗旨,以提高政府绩效为目标,因而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在公共行政中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正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尽快出台统一的政策规定,指导全面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工作,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绩效评估的要领与制度,推动我国政府绩效评估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民众对公共服务客观获得的主观积极心理体验,反映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建设中,居民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居民参与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何种居民参与以及居民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和互动沟通型渠道。通过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6089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和方式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民参与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揭示了不同公民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公共参与及其作用的研究,拓展了个体获得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实践启示。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时,要注重扩大公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沟通。     

党内法规评估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的分野及其应对

党内法规评估作为党内法规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既是发现立规不足、矫正执规偏差、提升施规实效的实践重点,也是理论界学术争鸣的关注焦点。通过对比分析中央与地方党内法规评估制度内容和重庆市两次党内法规评估工作,发现其实践需求与理论供给之间存在学理之“体”和实然之“用”错位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多元参与”和“责任相关”的主体构成差异、“条文要素”和“时空条件”对象选择差异、“宏观全面”和“举要删芜”的指标设计差异、“单向落实”和“统筹兼顾”的成果运用差异。对此,应积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党内法规评估的理论回归逻辑和实践应对策略:一是回归制度,以责任导向系统界分评估主体;二是回归价值,以问题导向全面覆盖评估对象;三是回归现场,以目标导向精准衡量评估指标;四是回归治理,以效能导向多重落实评估成果。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