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与司法规制机制

在刑法现代学派理念浸淫下,德国立法机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创立与发展了独立的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基于该体系视角,青少年犯罪被视为由教育缺陷引发的社会现象,因此"教育优先于刑罚"成为青少年构罪标准的主旨。在制度构成层面,行为构成要件、过错性标准、有责性标准组成德国青少年构罪标准三大支柱。德国法学界与实务界借鉴青少年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研究成果,细化与解析了三大支柱的内容。在青少年构罪标准厘定罪与非罪界限的前提下,构罪司法规制机制为规制青少年犯罪行为明晰规定了独特司法机关与多元应对方式,从而为矫正与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提供程序性保障。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框架的设想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的间隙中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处于脱法的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我国要从法理角度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结合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框架,完善金融立法上的空白,推动我国金融业依法经营监管和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安全生产 企业才有核心竞争力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追逐利润与收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必须肩负起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最大限度地保障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建材集团始终不渝地把全面风险管理和信息化预警预控技术植入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彻查“问题疫苗” 斩断利益链条

正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此次疫苗安全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暴露出监管方面存在诸多漏洞。食药监总局、卫生计生委、公安部要切实加强协同配合,彻查"问题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况,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对相关失职渎职行为严肃问责,绝不姑息。同时,抓紧完     

为权力规范行使提供有力保障

在公共资源交易中,规避招标、控制评标、围标串标等时有发生,市场之外有"市场",交易背后有"交易",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尤其要针对腐败多发易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分析查找制度漏洞,不断推进制度机制和科技手段创新,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防     

强化旅行社监管监督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

随着旅游产业在地方经济中拉动效应的日益凸显，旅游、世已成为经济社会转型中的首选产业。唐山背山临海的地理格局、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和特有的地方历史文化谴就了多种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既有名山风光，又有海滨特色。如何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把旅游业逐步打造为唐山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     

云南省少数民族罪犯监管改造调研报告

少数民族罪犯作为我国监狱关押罪犯的一个特殊群体,对他们的监管改造工作具有工作上的特殊性和意义上的特别重要性。但目前对少数民族罪犯的监管改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严重不足,是我国监狱工作中的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课题组对云南省少数民族罪犯监管改造状况进行了充分调研,文章以调研为基础,从宏观的经济政策、监狱干警和犯罪主体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和对策建议。     

美国监管理论百年来的路径演变及其文献述评

普遍认为,美国政府针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施加强有力的监管始于1887年联邦《州际贸易法》的制订和实施,该法也标志着美国政府的治理模式由有限政府逐渐向监管国家转型。一百多年来,学者们从各自学科立场出发针对监管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出现公共利益说、利益俘获理论和多元主义三种研究范式。各范式在概念界定和解释效力两方面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对监管问题的研究,但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因此,回顾和评述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监管理论的路径演变及其重要文献,无疑将有助于理解美国历史演变的纵向线索,并对形成富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监管理论提供重要借鉴。     

绿色发展理念下创建环保网格化监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成都市成华区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形势日趋严峻,给环境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挑战。文章立足成都市成华区环保网格化监管工作的实践探索,对新形势下环境监管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就成华区环保网格化监管模式的优化与完善提出了建议。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