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的述行策略及其流变面向——兼论“罢黜百家”与百家“曲胜”

There are two paradox voices about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constructed by typical phenomena, the victory and the corruption, which display the two directions of Confucianism’s transformation in Han dynasty. Behind the paradox, it’s the academic trend of skills overweighing truth and inter-ccommodation between Zhuzi(诸子); tracing the history, the performative thinking of Confucianism accommodating Zhuzi and carrying out its kingcrafts by submitting to monarch can be clearly sketched. The Confucianism doesn’t win separately by banning Zhuzi , whereas it makes the others succeed indirectly.     

永嘉文化丛与宋代儒学的新转趋

宋代儒学的多元融合发展,演绎出了理学、心学和实学等基本方向。直面现实,理学和心学立足道统,着重于唯识和唯心,强调修身和养性的内在德性;而以永嘉事功学为代表的浙派实学,则从经济社会模式转型现实和富国强兵的忧患意识出发,唱响了开物成务、变革除弊的唯物实践论。以永嘉事功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发生,代表着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构筑了一组特色鲜明的宋代温州文化丛,体现了儒学与工商文明相得益彰的新伦理精神。这种新儒学走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一隅"之"敢为人先"的务实变革与经世拼搏精神的文化原型。     

近百年来海内外儒学研究述评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考察近百年来儒学在海内外发展的命运可以发现,儒学研究者对其态度大致经历了从全面批判到积极肯定再到创造性转化三个阶段。儒家思想在海内外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不但可以与现代文明相适应,而且能够对治由西方文化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     

海外青年儒学传播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双轮外溢驱动"理论指导下的培养

当今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其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传承民族文化,重树民族自信心的重点之一在于儒学振兴与传播。海外儒学传播工作则是振兴儒学、扩大其影响力的题中之义,培养海外青年儒学传播人才则就是为了儒学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发展。为了实现当代儒学的这两个发展,可以借鉴经济学的术语"双轮外溢驱动"理论来进行论述,从而寻找到一条契合中国当代儒学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儒学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意识形态作为抽象的理论体系,必须通过感性传播才便于广大民众理解和认同。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学说能够突破王朝兴衰的局限,始终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获得社会民众广泛而持久的认同,离不开其在传播内容上关照大众感性心理需求,在传播方式上契合大众感性认知习惯。回顾儒学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理论切入点和实践展开路径,总结儒学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教训,对于创新推进新时代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徐晓风

徐晓风,1956年2月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日本精神研究会外国人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边疆历史与文化研究基地主任,黑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政治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黑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国家级特色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带头人。     

从中国国情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及其传统。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了解并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对于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理上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土地、农民、儒学,既是中国国情的特点,又塑造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到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中源"说,虽然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某种文化心态的反映,但也从某个侧面折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熟谙中国国情。由中国国情所塑造的中国文化背景,在自觉和无意识的双重意义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化北大核心CSSCI

话语是思想的凝聚,革命特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解释学视域中理解"革命"话语包括三个维度:前见基础、文本互动和视域融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理解革命话语的前见基础,包括了颠覆国家权力、期盼圣人救国和追寻道德理想三个特征;通过"附会"的文本互动形式,理解者不断缩短阐释革命话语的"文化间距";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在交流、会通的机理;最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与儒家革命文化会通于中国革命历史逻辑之中,彰显了传统革命话语的现代转化,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     

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民主观述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以交往理性为手段 ,藕合共识与歧见之间的裂口 ,以期建构一个普遍的规范基础 ,去理解、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但是 ,他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如何使理性地商讨公共事务与民主决策成为可能 ?即如何将商谈伦理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这是哈贝马斯建立的交往行动理论必须承担的任务 ,也是其理论归宿。民主产生法律的程序是法律合法性的唯一后形而上学根源。     

道德,道德教育及其受用性

道德有许多功能,也就是说有许多“用”。它可以利他与自利。除此以外,它本身对它的主体也生出一种“用”,这种用不是外在的利益,而是一种感受,是一种“受用”。这种受用是乐。道德具有乐之受用,这是儒学中的基本观念。教育具有乐之受用亦是儒学基本观念。道德有乐之受用,教育亦有乐之受用。二合而为一,道德教育本身之乐趣,便益发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