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的思考与探源--兼论其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一个时期以来 ,现代新儒学在文化学讨论中成为热点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是冷战后世界新格局与东亚崛起的文化反映 ,现代新儒学热中存在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已经对大学生思想产生了影响 ,因而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     

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无锡举行

<正> 由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举办的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首届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6月27日至30日在无锡举行.来自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六十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儒学对中国法律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影响,法律文化及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日中法律文化的比较等问题.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拟出版论文集.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于1990年10月成立,会长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陈鹏生教授.会址在     

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

从秦、汉到唐,中国刑律发生了从法治到礼教、重刑主义到恤刑主义、法不阿贵到刑分等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是在齐儒阴阳学的主导下完成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把刑罚的作用置于礼教的从属地位。秦律奉行的重刑主义,在后世至唐的立法中逐渐被废止。秦律在法律适用上虽然做到了“刑上大夫”,但对各种犯罪仍然规定“同罪不同罚”。汉文帝后,“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逐渐复活,到唐律形成“议、请、减、赎、当、免”完整系统的法律适用体系,使礼治的“亲亲”、“尊尊”在律法中得到了更彻底和全面地体现。汉以降,侵害父权和孝道成为刑律重点惩戒的对象,但实质是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现代新儒学三题

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儒家资本主义”则是一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主张。近现代新儒家提倡“融汇西方新潮、挺立自家传统”,他们批评了西方文化“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不平衡”,强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平衡发展。现代新儒家主张从儒家传统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他们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是千古不易的“恒理”,人们对其只要继承,无需超越。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上,我们可以从现代新儒学中获取有益的借鉴和理论思维的教训。     

儒学德性传统的文化特征

儒学以伦理道德、人生价值的探究为中心,德性成为主体的价值尺度,由此形成儒学德性传统。它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源于其母体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梳理儒学德性传统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价值理性、内在超越、整体主义等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对于当代道德教育仍然产生深刻影响,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     

康有为与儒学的近代转换--以仁、礼、智为例

仁、礼、智本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康有为以近代价值观为尺度对它们进行了重新阐释、改造和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危机,化解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建设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指其牢固理想信念、建强精神支柱、纯洁思想灵魂的一切活动,是自身建设整体的基础工程。梳理其百年来的发展史,围绕并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是其基本规律。党的思想建设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四个阶段:在唤起民众推翻三座大山、救民族于水火国家于危亡中形成;在组织民众建立和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在助力改革开放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丰富;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中完善。     

儒学精神的回归

中晚唐以来,中国思想界复兴儒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复兴儒学的需要,也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学界所谓的唐宋变革,指的就是这个时期。     

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爱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爱国的价值准则,体现了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知,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正确理解爱国主义具有启发意义。爱国以个体人格的修养为基础,其逻辑是爱自己进而爱他人和国家;爱国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识及其天下为公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政治认同的出发点;爱国也是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