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文明的创造性起源与发展性保存——以中国和韩国的宗教思想和礼仪为中心(下)

中国将自身的固有思想和印度思想融合后,产生了禅宗和新儒学两种创造性的宗教思想。韩国狂热地接受了这两种思想。有趣的是,如今这两种思想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难觅踪迹,而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却能够轻易找到。可以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依然保存着这两种思想的国家大概在全世界也只有韩国了。例如,现在韩国的僧侣还在沿用中国唐朝时僧侣背诵的礼法文,普通韩国人举行婚礼、葬礼和祭祀时依然遵循中国的朱子家礼。     

悲悯的情怀 淡淡的忧伤——论罗宗强先生的古代文学思想史书写

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书写展现出了他在历史还原时面对古人的那种悲悯的情怀,令人感受到一缕淡淡的忧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还原时对于时代背景的细致关照;二是历史还原时对于历史人物的深切关怀;三是历史还原时对于社会事件的入微考察。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历史还原,并恰当地运用于文学和史学研究中意义重大。     

儒学正义论与中华法系

"仁义—中道"结构的儒家仁学正义论是中国传统正义学说,其特点是家族本位的血缘伦理正义,主导着中华法系的法律正义。中华法系是一个"礼法"法系,"仁义"居于内,"中节"发于外,构建起"正当"和"适宜"的法律正义,在关于统治的合法性、科举取士、"中平"立法、"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定罪量刑原则、刑罚制度、"调处息讼"等方面都有正面的表现。传统正义学说和中华法系都处于根本性的转型期,应当也可以吸纳西方正义论的基本自由、平等、权利原则,其固有的正面价值是实现转型的积极资源。     

李大钊在《新潮》所发三篇文章论析

五四时期，社团活动在中国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其中，新潮社及其所办《新潮》杂志在当时的青年中和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大钊积极关心与支持新潮社的发展，并在《新潮》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即《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这三篇文章大致凸显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既深刻展现李大钊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问题的，也表明李大钊在不断关注和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     

话语体系建构三题议

今天研讨的主题是增强理论自觉自信自强,副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这个议题设置富于创见,专家们的发言充满洞见,洋溢智慧。在这场精神盛宴、理论大餐、探索享受中,我体会到,建构话语体系需要至少包括以下三大要素。     

墨兴而后儒说盛——墨儒异同再探讨

起源不同是墨儒思想及命运相异的基础。墨家之兼爱与儒家之泛爱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儒两家礼乐观相灭亦相生。鬼神观的不同反映了儒、墨所循文化的区别。孟子、苟子都对墨家的思想有所借鉴和吸收。董仲舒将墨家主张融入其学说体系中．体现了汉儒对先秦墨家思想的时代性总结。韩愈的孔墨相用论对儒墨关系的准确和全面认识具有首发之功。儒墨两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韩国儒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韩国儒学史》

众所周知,中国与韩国是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在历史上儒学作为这一地区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学说,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韩国儒学作为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中国韩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近年来学者对此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颇有意义的探讨,如在退溪学、南冥学、栗谷学、阳明学、礼学、实学、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译介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东汉儒学民间拓展的经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中国历史上数次社会主导思想走向大众化的成功实践中,儒学在东汉的民间拓展即是比较突出的一次。梳理总结儒学在东汉实现社会拓展的经验,对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路径有重要启迪。     

自然支配的扬弃:回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马克思自然概念的主体性逻辑和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自然概念的主体性逻辑,蕴涵了哲学唯物主义的非本体论维度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历史维度。马克思扬弃了自然支配的客体性思维,按照"自然的支配—支配自然—自然的全面复活"的主体性逻辑,科学衡量了社会历史形态划分的主客体形上标准,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的缺陷,提示了新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深层意蕴,在发生学上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刘尔炘儒学思想述论

刘尔炘，兰州人，翰林出身，曾官翰林院编修，但平生事功多在从事地方公益，是近代陇上著名人物。刘尔忻以醇儒形象面世，但生当转型时期，其经世思想、汇通西学以及对儒学坚守的“变”与“不变”之中既有学理的因素，更多的是现实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