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管理思维及其对中国企业管理意义

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可以认为,相应的企业管理模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诸多变化之中,有一个环节十分关键,那就是东方式思维与西方式思维之合流.那么,在这样一种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当代东方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儒家管理思维模式——有了相当的意义.本文相对简略地系统地阐述新儒家管理思想的脉络、传承、发展以及现实意义；分析其中的管理哲学思想,最终对其在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作出指导.在理论上研究民族文化和当代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的意义、可能性.可以说这是从一个民族主义角度出发,为本国企业在新时代探索相对有效的、合理的企业管理模式.     

儒学与伦理建设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道德关系的建立离不开道德教化，而礼治则是开展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儒家礼治学说有助于当今时代的伦理建设。儒家伦理范畴和伦理关系，如“仁爱”、“忠孝”等。对当代伦理建设的正面人士不容忽视。     

陈独秀与中国近代教育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中不仅积极参予教育实践活动，而且撰写了大量的教育文章，发表了许多著名的教育演讲，阐发了较为深刻而又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因此，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尤其是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史上，陈独秀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一如所周知，陈独秀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参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和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但直至中国共产党创建前，陈独秀的主要社会职业却是教…     

十六到十七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与儒学西传——以《四书》译介为中心

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传教士把传教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了突破异质化之间的障碍,欲使"中华归主",他们意识到必须了解儒家经典、利用儒学思想。他们对《四书》等儒家典籍的译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西传和西方汉学的发展。回顾和评价《四书》等儒家典籍的西传历程和影响,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经典译介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实学与闽学在台湾儒学发展中的思想对立及合流

台湾儒学发轫时期,明郑引入的浙东学派实学思想占据主体地位;清朝统一台湾后,闽学伦理思想逐渐兴起,实学精神转入地下隐抑状态,并在传播方式、思想受众、思想取向上与闽学伦理产生对立;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入侵,实学精神再度兴起,并逐步与闽学合流,抵御了外来文化入侵,传承了儒家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台湾儒学体系。     

儒学的当代新形态

儒学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在历史上总是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形态，总是不断演变为一代又一代的新儒学，儒学在当代也依然会找到适宜的出场路径，从而获得儒学的新形态，将儒家的义理、价值和原则，合理转化为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 相对于先秦的经典儒学，其后每一代的儒学都是新儒学。一种完善的新儒学，必然是按照孔子所重视的“仁”与“礼”两个方面展开：前者要对作为儒家核心义理的“仁”作出新的论证，使新儒学表现为阐释和论证儒家仁义思想的新仁学；后者要对实现“仁”的社会方式给出安排，使新儒学表现为落实于现实生活的新礼学。     

徐复观对儒学之民主精神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蕴含着深刻的民主精神.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普罗米修斯》断片中的"宿命叛逆"现象及其思想史元素

本文以歌德青年时代的诗歌代表作<普罗米修斯>为文本,探讨其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的矛盾,并进一步总结出普罗米修斯所意味的"宿命叛逆"现象,追问在理想情怀与现实操作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可能的张力结构,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     

法学人物

武树臣,男,1949年1O月29日出生,北京市人,汉族,中共党员,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1978年2月至1982年2月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读本科（七七级）并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     

当今高新科学技术的儒学控制

当今高新科学技术发展是一把双刃剑,用儒学控制高新科学技术发展是一种哲学参照系。既要从体制和制度层面运用儒学理论作政策指导,又要从道德和责任意识上强化高新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自律意识,从而使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沿着一种稳妥健康的轨道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