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对法的认识及评价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对法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刑起于兵是关于法律起源的认识,法即刑罚即德礼教化之辅助是对法的认识的大致发展轨迹。这种认识直观、朴素、自然,但过于片面狭隘。它低估了法律的社会功效,忽视了法律存在的社会价值,使人们普遍产生了轻法意识,从而淡泊了法制建设,窒息了法律理论,阻碍了中国法律改革的步伐。     

“教化”的缘起、内涵及与道德教育的异同

教化是德育的职能,德育的教化职能源起于汉代.为巩固统治,汉代的儒学之士认识到教化的治国地位,说服了汉王朝的统治者设立太学及地方官学招收学生进行教化,并且把教化作为德育的一个根本的职能.教化超出了先秦道德教育的界限,一是把教化和巩固统治联系起来;二是教化理论的主张不只是针对百姓,也针对汉王朝的统治者及其官吏们;三是教化是有目的地通过官学来实现的,突破了先秦多半在私学里进行的状况.德育从此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进入了政治家的视野.     

“生活儒学”以及公民道德问题

中国的传统儒学实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植根于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即礼的问题。就此而言,生活儒学对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用西学范畴和学科体系解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并因此抽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的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与西学具有根本的区别,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应是在保持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独立性的前提下,如何在实践中互补共存的问题。现代儒学应回到源头来回答现代性的意义基础问题,而不能停留在宋明理学的道统观上。     

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

美国学者威尔逊是行政学的创始人，但理论界对其行政学思想缺乏系统探讨。本文从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行政学的目标和任务、行政的实质、行政学研究的历史渊源、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人事行政思想、行政监督思想等方面对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作一梳理     

中国法律思想史

该书是“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中的一部。著者在《序言》中介绍说：“这本《中国法律思想史》在以下几方面做了尝试性的新探索：其一，在绪论中较为集中地论述了研究方法；其二，增加了中国古代社会与中国法律思想史专题性文字；其三，增加了传说时代与法的起源一章，把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上限前伸了；     

儒学与当代社会研究的简要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就儒学与现代市场经济、儒学与精神明建设、儒学与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总的倾向是摒弃简单的否定，进入理性地思考和批判地继承。     

丁若镛的天道观与18、19世纪韩国实学形而上学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朝后期实学的集大成者。茶山先生的天道观是其整个实学思想的纲领。其天道观包括天气之道、天然之道、天公之道、天帝之道等内容。茶山的天道观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自然之天、命运之天、神道之天的思想体系。茶山先生的天气之道讲天是气构成的,讲天的自然存在;天然之道讲万物自然;天公之道讲天无赐予之意,人因作为之德而得福禄;上帝之道则讲彼岸超越世界。茶山天道观是其所处时代实学思想的表征。东亚儒学的派生性在茶山的实学中得到集中体现,具有现代文化人类学意义。     

中国夫妇伦理思想史研究刍议

中国夫妇伦理思想史是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进行这项研究关键是把握好研究的角度,采用原源之辨、两个传统、正路子和野路子相结合方法。这项研究以男尊女卑礼教和自由恋爱、夫妇和谐两大传统为端点,考察中国传统夫妇伦理的萌芽、形成、定型、发展、变迁、转型的整个历史过程。     

论儒学研究的时代导向与学科导向

儒学是依据“六经”而发明其旨趣的学问，儒家是专门从事这样学问的学者群体。作为儒学研究者的我们与儒家则是同一文化系统中两个不同时代的学者群体，其文化的同一性要求我们继承以“和”（和谐）为标志的儒学思维方式和以“仁”（自由）为标志的儒学价值目标，其时代差异性则要求我们坚持时代所赋予的主体性，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自由人之间的和谐而致力于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同时，儒学研究要成为一种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创新活动，须有明确的学科导向和知识创新目标，在此前提下做出对一定学科发展有意义的可以被检验的知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