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群众路线%要注重“五个全心全意”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以来,我们党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展了一整套弥足珍贵的治国安邦理论和优良传统作风,它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更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建设富强、繁荣、和谐中国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我们心里有群众,群众心里才会有我们;只有我们尊重群众,群众才能尊重我们;只有我们理解群众,群众才能理解我们。     

干部清正当自修不辍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十八大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目标。笔者认为,三者之间"干部清正"是政府清廉的前提和基础,更是政治清明的关键和保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治国就是治吏。只有"干部清正"才能"政府清廉",进而达到"政治清明"。干部清正,就是要求干部要自修不辍,自觉做到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宽和自处、谦冲自牧。     

一部好读的中国通史——读《中华史纲》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醒全党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因为这是领导干部治国理政必要的知识储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研究员的新著《中华史纲》,是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七批学习书目之一,也是一部很好读的中国通史简写     

将“践诺”进行到底

近日,笔者去基层调研时听干部群众反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个别领导和机关业务部门承诺的事没了下文,他们感到很失望。由此笔者想到,将"践诺"进行到底,才能真正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圆满收官。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都做出了一些承诺。这些承诺有整改问题方面的,有解决难题方面的,也有个人自律方面的,绝大多数承诺都已兑现或践行。现在,教育实践活动已结束,有必要对此进行一次梳理清查,看看哪些承诺已经兑现,哪些承诺还     

增强法治信仰 推动法治实践 切实适应国家治理新常态

<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正在加快形成国家治理的新常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新任务新要求,努力做学     

迈向社会法治国:德国学说及启示

德国社会国理念为法治演进指明了重要方向。社会国理念产生于国家和社会二分的背景,旨在保障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促进社会平等,彰显社会安全价值和社会补偿功能,推动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提高社会分享的水平。社会国与法治国融聚而成的社会法治国观念已在德国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对于探索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有借鉴启示意义。     

楚国尚卜隆祀之风和祭祀神谱的地区差异

楚国尚卜隆祀之风,在同时代诸国中罕有其匹。凡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出现疑问之时,楚人都要求占问卜。而与之相关的祭祀更是在楚人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楚国疆域的拓展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其不同地区的祭祀神谱也出现了明显差异:沅湘流域主要祭祀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诸神,江汉平原郢都一带注重祭祀大水、二太子等,淮汉上游地区则以北方、北公、北宗等神为重要祭祀对象。与之相应,各个地区对楚人祭祀的祖先"三楚先"的认知也不尽相同。     

在投身“四个全面”伟大实践中展示新作为贡献新力量

“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思考和战略部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解决当前我国改革发展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为对“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上来,在投身“四个全面”伟大实践中展示新作为、贡献新力量,日前,本刊记者对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丁虎生和天祝县委书记张发基等7名省委党校2015年春季班学员进行了专题访谈.     

开创社会治理新境界——从管理到治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理念的升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新境界。为何创新社会治理？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公共安全形势严峻,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     

程序性裁判法庭调查的两种模式——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切入

我国目前程序性裁判的法庭调查存在"先程序后实体"和"先实体后程序"两种模式:前者以程序正义理论、诉讼便利理论和证据调查逻辑为根基,但必须面对诉讼拖延和审判对象反复变更的问题;后者的出现主要为了解决诉讼拖延问题,但它不仅在提高诉讼效率上倍受质疑,而且有可能造成法官预断,并影响权利救济的及时实现。在适用范围上,我国坚持以"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为主,以"先实体后程序"模式为辅;在模式适用的选择上,裁判权处于绝对控制的状态。从理论上看,两种不同模式出现根源在于程序设计者对程序性裁判和实体性裁判的关系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侧重程序性裁判的独立性;"先实体后程序"模式更关注程序性裁判的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