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从“民呼政应”走向“未呼先应”——基于“接诉即办”实践样态及其优化转型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民呼政应”是当前政民互动实践中的理想方式,主要指公民高程度参与、政府高程度回应有机结合的状态。“接诉即办”的北京模式是“民呼政应”的典型实践样态。高位推动下多维施压和赋权增能互嵌共生构成理解“民呼政应”缘何可能的分析框架。多维施压源自于市民反馈、上级点评、同级竞赛,赋权增能由“吹哨报到”与“社区动员”机制促成。但“民呼政应”仅是当前实践中的理想方式,并非完美无缺,其实践样态“接诉即办”还存在着行动滞后、充斥大量无理诉求、治理效能与资源投入不相匹配等问题。未来,应当致力于探寻从“民呼政应”到“未呼先应”的超越之道,构建“未诉先办”的新型实践样态,实现“接诉即办”的优化转型。     

破产程序中保证债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强化了对保证债权行使的限制，据此，保证人可免于承担主债务人破产后的利息。本文认为，以利息为例的破产风险是否由保证人承担属于保证合同的自治范畴，主债务人破产并非减免保证责任的法定或意定事由，司法解释应当在《民法典》的语意内作业，并还原担保制度风险兜底的本来意旨。破产受理实则构成先诉抗辩权的阻却事由和保证债务加速到期的触发事由，债权人的同时求偿且互不扣减规则将彻底阻断主债务与保证债务之间的涉他效力，即破产程序在维持保证债务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应淡化处理其内部位阶关系。简单地将债务人破产视为从属性的例外是对破产制度的歧视，破产程序的启动其实是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表见因素，破产法对实体权利的规范限度均由此展开。相应地，保证债权的行使及其限制之命题在破产法语境下有重新阐释的必要。     

论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北大核心CSSCISSCI

《论我国革命》是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从总体上对俄国革命道路的回顾与总结。孟什维克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强调落后的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条件,指责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主张先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条件成熟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一种可以概括为“先夺权,后创造条件”的设想,即没有客观条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可以先取得政权,然后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列宁的思想是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发展,不仅对俄国革命做了科学论证,而且为一切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一个多世纪来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东城路径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北京市东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近年来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树牢“崇文争先”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拓展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东城路径。     

中国共产党干部德才观的独特内涵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德才观，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契合了中国重视德才和向往社会公平的优秀文化传统，符合共产党员的素养要求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理念，突出了德在德才辩证统一体中的首要地位。德才观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实践中存在着标准模糊和制度化建设滞后等问题。为此，要通过加强选人用人标准的科学化建设、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建设和提高干部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等，将德才观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