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过宪法诉讼的权力制约路径

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因其不具有一种常规性的政治纠错功能而存在天然缺陷,宪法诉讼从表面上看虽然身处"反民主之困境",但基于二元民主理论、基本人权的价值取向及其所具有的权力动态平衡功能,是一条具有政治正当性的权力制约路径.     

论美国总统对外战争的权力扩张

美国总统在美国对外扩张与对外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21世纪的反恐战争中,利用美国面临的一次次国家安全与外交危机,逐步突破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力的限制,不断扩张他们的战争权力,在外交政策制订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使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形同消亡。今天,在战争权力领域,美国总统拥有太大的权力,已经背离了民主原则而走向独裁。     

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权力的完善性扩张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与检察监督性质特点相适应的监督制度未能有效建立,检察监督的权力行使空间被压缩,监督目的被扭曲,监督功能未彰显。因此,有必要重新检审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性质特点,修补立法漏洞,建构与之相匹配的监督制度,回复检察监督权力至正常状态,以制衡审判权力,规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     

公共权力与政府权力辨析

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比政府权力起源更早,范围更广;公共权力是政府权力的源泉,公民通过宪政方式将公共权力赋予政府,形成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在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可能被异化;公共权力不可分割,政府权力可分割。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便于对此类问题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制度治党中的党内法规保留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属于党的制度体系中的高级形态。将法律保留原则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中形成的党内法规保留原则,对于加强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首次规定了党内法规保留原则,并明确区分了党内法规的一般规范事项和保留事项。在党内法规的一般规范事项之中,只有党内法规能够对保留事项作出规定,对其余事项,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均可作出规定,但应当以党内法规为主,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规定要遵循党内法规优先原则。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无法准确表达其所欲表达之意,需要进行修改完善;第二款所规定的保留事项也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从权力融合到两党分治--政党制度与美国分权体制的演变

美国分权制度的演变首先经历了两个权力融合阶段,即以国会为中心的国会政体时期和大政府时代“帝王般的总统”时期。随后,作为对行政权急剧扩张的反应,两党分治模式成为美国分权体制中的新景观。两党分治现象的产生,有力地遏制了行政权扩张对分权制衡体制所造成的威胁;但它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两党分治模式下,政府的行为方式趋于保守,不同部门之间也经常存在“过度阻滞”现象,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宪政体制的效能,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基于信息技术的公民参与效果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公民参与作为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1984年科学地预测到,信息时代的政治形式即“共同参与制”。在这种参与制下,政府原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模式被打破,平面化的结构取而     

立法机关为什么能行使司法职能

立法机关司法职能的正当性来源于政治权力运行的逻辑必然和实现对它权的制约需要,分权并不排斥各政治部门之间为了合法的目的而进行最低限度的权力交叉;同时,发挥代议机构的政治协调功能以及司法权的社会分享也为之提供了价值支撑和理论根基。     

党内法规评估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的分野及其应对

党内法规评估作为党内法规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既是发现立规不足、矫正执规偏差、提升施规实效的实践重点,也是理论界学术争鸣的关注焦点。通过对比分析中央与地方党内法规评估制度内容和重庆市两次党内法规评估工作,发现其实践需求与理论供给之间存在学理之“体”和实然之“用”错位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多元参与”和“责任相关”的主体构成差异、“条文要素”和“时空条件”对象选择差异、“宏观全面”和“举要删芜”的指标设计差异、“单向落实”和“统筹兼顾”的成果运用差异。对此,应积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党内法规评估的理论回归逻辑和实践应对策略:一是回归制度,以责任导向系统界分评估主体;二是回归价值,以问题导向全面覆盖评估对象;三是回归现场,以目标导向精准衡量评估指标;四是回归治理,以效能导向多重落实评估成果。     

立法,铺设权力轨道

近谋远略,助推人大制度行稳致远 2020年,国家立法在各个领域开疆拓土的同时,围绕人大自身权力运行和制度完善的变革亦在与时俱进,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塑造了一道鲜明的立法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