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标准建好用好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为有效提升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水平,全面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辛集市近年来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标准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聚焦问题短板,细分“四种类型”持续攻坚。结合基层党建述职考核评议的前期调研工作,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全员参与,对全市344个村实地走访一遍,建立活动场所图像档案7000多张,摸清底数、查摆问题、明晰思路、精准发力,实施分类攻坚。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用“123”工作法推动“学习强国”平台学用工作

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电业局充分利用平台丰富的学习资源,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推行“123”工作法,营造全员学习氛围,引导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作为提升自我综合素质的重要抓手,确保学习取得实效。“1”就是强调用好一个平台,即学好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阿拉善电业局第一时间成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实际制定学用推广方案,搭建学习组织架构,将党员纳入平台管理体系,组建学习平台管理员、通讯员、评论员“三支队伍”共计120人,转发、评论文章,做好平台的推广、宣传和运用工作。建立“每周汇总、每月通报、季度公示”制度,督促党员加强平台学习,营造全员学习的良好氛围。     

聚焦“土”问题:问得精准答得坦诚

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如何落实目标责任制?如何确保粮食安全、农产品安全?如何确保用地安全?如何加大对土壤修复的政策支持力度?6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2位列席会议代表,聚焦土问题,问得精准;国务委员王勇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接连应询。     

和谐信访的建构及其有效运作

当前,信访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困惑。为此,就需要在和谐理念的引领下,以人为本,积极建构和谐信访文化,并以创新为突破口,理性应对诸多问题,努力探索和谐信访的有效运作模式,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语境中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研究

当前,涉法涉诉信访是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下,涉法涉诉信访传承至今.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中国涉法涉诉信访高发的根本原因之一.缺乏对涉法涉诉信访行为的准确定性,制度建设滞后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应从实现涉法涉诉信访与法治的衔接入手,继续健全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处理机制,从而使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更趋于完善和谐.     

关于破解涉诉信访难题的思考——以信阳中院为例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趋向激烈,涉诉信访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本文结合信阳中院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建立长效机制的几点思考,以期对破解涉诉信访难题提供有益建议。     

危机公关从信访做起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从公安工作实践来看,各类涉法涉诉信访凸显,信访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成为警察公关危机最集中的表现。公安机关要以涉法涉诉信访为突破口,运用危机公关的策略和方法,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此,公安机关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机的发生;建立信访危机预警机制;妥善应对与处置各类危机。     

处理涉法涉诉信访的几点思考

涉法涉诉信访是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十个方面,既涉及实体法,又涉及程序法,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应把握坚持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坚持甄别性质分类处理、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坚持依靠党委政府解决问题、坚持责任追究等原则。     

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之规范分析

《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在检察机关基本办案组织、检察业务运行方式、检察管理和监督机制、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等多方面给现行检察制度带来重要变革,在检察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主要表现在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落实得不彻底、检察权运行和管理机制存在“盲点”、司法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存在遗漏、有关检察官履职保障规定较为欠缺等,需要根据实践情况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