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

全球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全球公域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着某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规范。其公有属性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限制,而开放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则造成国家间在全球公域进行博弈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矛盾,这也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所在,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全球公域中存在着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两种行为逻辑互相制约,加上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全球公域具有边界性,利益的最大化受到制约。为了有效维护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行为。本文对现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公域的治理制度亟待完善。中国历来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可以从价值理念、制度建设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推动全球公域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论国际移民问题的主流理论、观念分歧及政策焦点

人员跨境流动中的国际移民,多样性、复杂性和争议性并存,这引发了人们对与之相关的国家安全关切、伦理道德判断和全球治理的关联性思考,进而催生了学界对国际移民进行理论建构的努力。移民问题的观念分歧,即经济增长的实用主义观、自由主义的权利观、传统的族群观等,对国家制定移民政策均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并导致争议不断。当下移民问题政策辩论的焦点在于:一是与低级政治相对应,辩论尤其聚焦于移民与安全的关系问题;二是与社会中心论相对应,辩论尤其聚焦于移民控制与国家权力扩张的关系问题;三是与主动吸纳移民主张相对应,辩论尤其聚焦于"非法"移民驱离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制定符合现实国情的国际移民政策成为一项紧迫课题。     

试论全球治理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影响

全球治理是我国新时期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新形势,是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制度创新需求增大,更加呈现多主体共治特点。这一方面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产生了影响: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和交替性逐渐淡化。另一方面,也对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条件从依靠单一国家相对实力增长向依靠多国特别是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共同增长转换;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从消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向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转变;战略机遇期的体系条件从传统上的两极体系或多个两极化体系向多极体系甚至无极体系转变。我们应当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树立更加辩证而不是单向度、更加主动而不是被动的的战略机遇期观。同时,还应当采取恰当的全球治理战略。争取延长区域和全球战略机遇期。     

全球治理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上篇)

当今世界各国在致力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无一不与全球化进程密切关联。所谓全球治理,就是针对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各国、各经济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广泛且深刻影响的重大问题,在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和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下而采取的应对举措与协同行动。因此,着眼于全球治理领域愈益凸显的劳动关系问题,就其动态、特点及走向进行初步分析,并结合我国工会工作实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峰会外交孕育全球治理新生态

<正>不同于APEC这种侧重经济合作的区域性组织,G7、金砖国家以及G20都带有某种"集团政治"色彩,具有"大国协调"的功能,三者影响力的消长不可避免会影响未来的全球治理生态。今年11月中旬是亚太的"峰会季",一周之内,北京APEC峰会、缅甸内比都的东亚峰会、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G20峰会接踵而至。不仅APEC峰会,东亚峰会里占绝对多数的亚太国家,以及G20成员里的8个亚太国家,似乎都在暗示世界潮流正进入"亚太季"。如同1940年代的人们,不可能预知1945年雅尔塔峰会对20世纪历史的意义一样,2014年亚太"峰会季"可能存在的标志性意义,或许只能由数十年后的历史学家来总结。     

新常态下的定向扩内需

<正>四季度中国经济放缓的态势并未止步。而外部经济方面,欧元区经济整体仍疲弱、日本再次陷入衰退、原油价格跌跌不休、俄罗斯金融危机或爆发,全球经济面临第二波危机袭来的警报正在拉响。正是如此局面,中国定向版扩内需横空出世。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放缓的态势并未止步,10月中国制造业PMI再次走弱,由9月的51.1%下降到50.8%,为今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投资和消费增速双双下滑,凸显内需的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放缓至2001年12月以来的新低。10月社会零售数据已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市场转向与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视角引起了广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其洞察世界经济格局深层结构及其变化的能力,而且体现于其反自由主义的新型发展观。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终端市场正在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转向,而这给一直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新兴经济体带来了经济升级的机遇。由于环境标准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租和升级过程密切相关,经济升级与环境升级应该同时考虑。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升级,正在成为当下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为此,新兴经济体应该更加重视沿着全球价值链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这一重要途径。     

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两岸产业合作

两岸产业合作目前的形态与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除了两岸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外,更是由两岸共同处于的东亚生产网络所驱动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两岸间产业合作开始共同面对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的外部压力,同时由于两岸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的变迁,两岸间产业开始逐渐由互补走向竞争。当外部与内部经济环境同时发生变化时,两岸产业合作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和选择。     

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兼论中国在议程塑造中的外交作为

自G20实现升级转型以来,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对话机会。通过参与对话,新兴大国可以影响G20议程,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选择和改革方向。G20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兴大国的影响?本文以BRICs/BRICS峰会宣言、G8峰会公报和G20峰会公报的比较结果为依据,评估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在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个议题上对G20议程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其他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独立影响。新兴大国之所以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持支持态度,其二是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在自身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和外部条件基本具备的条件下,中国外交有更大的积极作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