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与思考——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为例

全国性和制度性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一些城市中开展的"万人评政府"活动,这是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主要形式.公众参与政府评议工作的特点是:公众参与评议主体代表性加强,趋于科学化;公众参与评议内容更加广泛;公众参与评议形式更为多样;公众的满意度评议始终是评议的核心内容.但在现实中,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评议主体与被评对象信息不对称,有的被评单位过分看重评议形式和排名结果,公众被动参与以及形式参与,个别地方存在着评议成本过高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增加被评部门直接服务对象的参评比例;对于行政执法部门不能进行"满意度"评议;在有条件的地方,将评议重点转向着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提高评议问卷的专业质量水准;降低评议成本,提高评议有效性.     

青年的政策觉识与支持老年父母的关系:一项香港与上海的比较研究

这项研究探讨香港与上海两地青年的公共政策或社会责任、子孙或家庭责任、个人责任的觉识对其照顾、接纳和承担照顾父母的意愿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对政府或社会的养老政策责任的觉识愈高者则照顾父母的意愿明显地愈高;然而,对老年人的自立生活具愈高的觉识者,其照顾父母的意愿却愈低;(2)对倡导尊敬老年人的觉识愈高和对老年人的自立生活的觉识愈低者,其接纳照顾父母的意愿愈高;(3)对政府责任的觉识愈高者和对个人责任的觉识愈低者,其承担照顾父母的意愿愈高.文章同时就倡导两地照顾或供养父母的政策启示进行讨论.     

创新城管理念——城管海淀分队探索“公众城管”模式

2008年9月29日,城管海淀大队海淀分队在人民大会堂荣获“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光荣称号。这不仅是城管单位唯一获此殊荣,而且是近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表彰城管单位。     

行政法视野下的公众理性参与——以“杭州飙车案”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当今民主宪政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制度之一,然而,非理性的公众参与不仅不能起到建设法治社会的作用,反而容易引发行政法治危机。健康有序的公众参与,一方面需要行政主体提供规范有效的参与平台、实施行政决策的公开、建立参与回应机制以及明确参与者的责任;同时,另一方面也需要参与公众自觉规范参与行为,依法有序参与。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公众参与需要在法律规范下有序进行。     

关于完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思考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重要协商民主形式。随着听证制度在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广泛适用,其自身的制度缺陷也越来越暴露,进而直接影响到听证的作用和效果,必须进一步加以创新和完善。     

以微信为载体加强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微信作为当下一款流行的网络社交工具,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微信在大学生与他人的信息交流、沟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态度、社会看法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使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化,加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使用微信这一网络载体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建议如下: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监督和引导网络舆论;提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探讨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规律;做好"把关人",营造良好的校园网络环境;以微信公众平台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平台。     

公众参与视角下提升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对策CSSCI

当前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标准,公众参与成为提高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应有之意。从实践来看,政府现代公共服务理念薄弱、公众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公众参与制度保障缺失、参与平台建设创新力度不够、公共服务信息公开不到位等已严重影响公共服务中的公众参与效果,参与流于形式。只有进一步培育和塑造现代公共服务理念、加强示范引导培育现代公民、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配套制度建设、创新参与平台和途径建设等才能进一步推动公众的积极、可持续参与。     

公众参与背景下多源流理论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场域,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刻意的模糊性”,隐含着政策操作的内在逻辑,整个政策过程也被比喻为德尔菲神谕的传递过程。公众参与作为打开“政策黑箱”和破解模糊性的一把钥匙,契合了政策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挖掘,架构出影响公众参与的五个关键要素,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价值取向、参与渠道和政府形象,并采用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个案检验方法,分别考察公众参与要素内输入源流的配适性和不同要素的实质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的五个要素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三股源流的流量、流向和水质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并且构成源流发生变迁的必要条件也有所差别。公众参与要素在源流运行中发挥着要素牵引的功效,牵引着问题源流触发议程设置、使漂浮的意见主张落入“政策原汤”和促使领导重视并开始介入,呈现“问题—压力—回应”到“参与—互识—俱进”的逻辑轨迹。在公众参与背景下,三股源流逐渐趋于耦合,从而打开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促使源流图谱发生变迁。     

走向更有序的公共行动：数智时代公众政策参与的质态变迁

数智时代的到来既推动了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也重塑了公众政策参与的秩序,为获取“民意最大公约数”创设了更多的条件。大数据因其相关性的思维方式、“允许不精确”的数据逻辑和全样本的数据采集方式生成了意见聚合的新能量,云计算平台、网络载体与应用软件生成了话语表达的新动力,区块链、虚拟现实与数字孪生技术成为生成行动秩序的新载体,但是仍需对数智技术在理性失灵、公众参与衰落及公众地位差异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保持警醒,从而使其在公共政策参与行动的秩序层面产生增量,实现技术工具性与治理目的性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