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权力严谨行使权力

正确认识、严谨行使权力,不仅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甚至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共产党人应树立权力是政治、是信任、是责任、是奉献、是约束的正确观点,坚决抵制错误的、不健康权力观对自己的侵蚀,努力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论当代领导的权威及其塑造

虽然人们不再迷信权威,但权威及其塑造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有关权威的理论,领导权威是由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构成的,其本质是“影响力”。我国当代领导权威塑造有两种途径:外力塑造和自我塑造。     

略论领导权威的非权力因素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影响

形成领导权威的决定因素是权力因素,但这不是惟一因素,其它的非权力因素,对于领导权威的保证,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起着削弱或增加的作用。     

建构先进的电子政务应用模式

目前对电子政务的研究多数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的，并且力图寻求理想的建设模式。但电子政务只是一种政府服务方式。必须和相应的社会形态和政府形态相一致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电子政府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方向。     

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如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

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其明显特征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越来越多地介入传统上属于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中WTO就是其中的一例。中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按照WTO及国际条约的要求和国际惯例时本国的法律制度,公共行政管理等加以改革,否则会增加相应的争端和麻烦。这必然对我国原有的公共行政管理的观念、制度、方式和手段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新形势,我们要适应WTO的规则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努力建设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廉洁、高效、有限的政府。本文主要从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四个方面,即制度文化建设,公共组织特征与分权,新管理主义改革观,政务信息公开与“阳光政府”等问题,联系WTO规则与我国的现实,针对政府体制创新与对国家公务员的新要求简要提出应对性建议。     

上海市试行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２００１年，上海市在全国首创了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即人民调解组织通过规范的程序，在社区内选聘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较高威望的人民调解员担任首席人民调解员。首席人民调解员不仅任职要具备较高的资格条件，同时，也有特定的协调权力，并可以运用人民调解庭的特别调解形式。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是上海市推进社区建设的一种新型治理形式，也是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制度的一个重要突破与创新。一、队伍及调处情况（一）队伍结构。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底，全市已选聘首席人民调解员８４名，其中在职在岗的６６人，占７８．６％；离退休的１８人…     

民法的缺失及被替代:民间社会和国家权力的双重选择

制度的形成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和国家权力对法律制度的双重选择,造成了我国民法长期缺失,而代之以道德宗教礼仪等资源,这一法律传统存在了几千年,至今仍对国人社会生活产生着影响。本文将这一法律传统产生的原因和在现代社会的地位等方面作略微探讨。     

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再看美国的宪政体制

联邦究竟享有怎样的权力？1789年美国联邦宪法在联邦与州之间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权力界分？这一深远与根本的问题几乎从来不曾脱离人们的视线。1819年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中，马歇尔大法官对于宪法应为扩张解释、联邦政府权力范围以及联邦享有相对于各州的优先地位等问题的判决，便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之一。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社会化模式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整体变革对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有众多方面的局限且面临着国内外严重挑战，建立社会化公共管理新模式，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建立社会化公共管理新模式，要明确其必要性、可能性，规范其框架内容，树立新思维开创新途径。     

论行政伦理建设中的制度安排

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制度本身的合伦理性与否对个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有着先决意义。制度安排是行政伦理建设的起点,它不仅包括将基本的伦理规范上升为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更强调行政制度、体制本身的合伦理性。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道德回报与激励机制,作为两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对当前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