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政要,国家有别

和穆巴拉克、阿罗约的滥用职权相比,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可算是冤大头。和穆巴拉克家族的腐败案例相比,希拉克的腐败行为变得不值一提。2011年,又有一批政要遭到审判,犯罪指控都能从与权、钱、人命和性有关的罪名中找到一项或多项。国家不同,定罪标准的底线存在差异,被审政要在具体犯罪情节轻重上差别很大。在一些国家会被熟视无睹的操作挪移到他国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罪行。     

坐标点

(2月15日～3月14日)2月16日,利比亚局势发生动荡。骚乱迅速蔓延全国,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的拉锯战不断升级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面临执政41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社会化媒体对公民意识影响探究

社会化媒体以人为中心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理念,改变了原有信息获取方式、公民参与方式和公民思维习惯,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日益成为公民意识传播与凝聚的有效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汇聚的平台,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促进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本文在重新定义社会化媒体概念的基础上,进而探究其基本特征及对公民意识的主要影响。     

论英国个人隐私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以英国《人权法》颁行后保密责任构成要件的再解读为视角

在英国通过《人权法》法案前,新闻自由未被视为一项法定权利,但民众早已形成一种共识,新闻自由理当在社会中得到保障。而隐私权作为自然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大众也应享有“对自己隐私合理期待”的权利。媒体为迎合大众的低俗口味,把闲话转为商品,其触角甚至伸向受害者。由于隐私权法的缺位,公民的隐私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中,民众只得依据其他诉因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人权法》颁布后,法官在实践中对保密责任新标准重新解读,这种变化对后续的判例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公民法治教育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基础是具有法治品质的公民,提高公民法治品质的关键在教育。我国公民法治教育不仅受制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而且也受困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过程中新出现的各种理想与现实、实然与应然的矛盾问题,法治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当前提升我国公民法治教育实效既要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优化公民法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又要着力转变教育理念,创新教育载体,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在公民法治教育宣传中的重要作用。     

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动力、障碍及对策

当前,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危机,公民逐渐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在增强。而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生态治理已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完成与推进,政府、社会和公民的治理共同体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断沟通、对话与合作。当前,公民有效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仍存在一定障碍,如制度供给的缺乏、参与平台不够丰富、理想化共识缺失等。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参与主体条件以及培养社会自治生态文化等途径,可有效提升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资本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资本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着良好的契合性,它所包含的社会普遍信任、互惠互利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内容,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围绕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素: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对社会资本进行整合和重构,有效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组织气氛、工作情绪对警察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组织气氛、工作情绪对警察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为警察的管理工作,即如何能够在保证警察身心健康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激发警察的组织公民行为提出更好的可行性建议。     

公共场域中媒体跟拍娱乐明星隐私的法律分析——以第四权理论为视角

学界对娱乐明星在公共场域中的隐私权存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场域中娱乐明星能否享有隐私权;二是公共场域中娱乐明星隐私的界限是什么.争议的出现,概因对于娱乐明星是否属于公众人物的范畴有不同的认识.根据公众人物这一概念的起源、类型及判断标准,娱乐明星当属公众人物的范畴.在公共场域中,作为公众人物的娱乐明星,其隐私权不是当然受到限制,只有娱乐明星的隐私涉及公共事务,或能引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需要媒体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时候,其隐私才会受到限制,这是第四权理论下,媒体于公共场域中跟拍娱乐明星隐私不为侵权的法律依据.     

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教会历史观念

《上帝之城》第十五和十六卷围绕复活之子的观念,论述了希望求告上帝的名与教会论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教会作为地上之城的羁旅的含义。本文指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视野下教会的福音性本质,即教会是流动着的爱的会幕。奥古斯丁又把这种福音性的爱进一步表达为公民的责任,告诫教会不仅要警惕他自身与世俗的权柄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警惕以在天的权柄即在上帝之名下拥有权柄介入世俗共同体的界限。奥古斯丁以他对教会的福音性理解诠释了为我们的上帝的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