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

近年来,宪法对第三人效力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然而对这一理论的基础尚需深入了解。从对宪法性质、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的基础进行分析,即是坚持宪法的公法性质以及发展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属性,分析这一理论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性。我国需要的不是发展对第三人效力,而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完善民事立法。     

法治中国三十年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进入了法治建设的黄金年代,我们利用法律手段,调处了改革过程中的纠纷和矛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了社会的改革和发展。30年,我们实现了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冲突与整合;30年,我们实现了从公法文化的一枝独秀到公法与私法文化的共同繁荣;30年,我们更实现了从单一强调政策实施到不断强化法治建设的历史转变。     

个人信息权的体系化解释——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公法属性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它采取了将个人信息权作为新兴公法权利的思路,确立了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和《民法典》一起形成了公私法共同协力的进路。《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权利束的方式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可携带权和信息权利救济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从立法依据、权利体系、条文设计和规制措施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公法属性,这也可以从基本权利的双重面向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得到理论上的证成。这部法律是数字时代公法秩序的基石,它对公法边界的形塑仍需通过其实施来确立。     

规范与促进北京典当行业发展的立法建议

北京市典当行业发展总体状况良好,但存在同质化经营、恶性竞争、典当行自身融资受到限制、行业协会监管手段不足等问题。其原因有国家及地方立法不足、二元规范结构失衡、法律定位犹疑、灰色产业的道德弱势与逃避监管的政治心理四个方面。建议结合实际制定《北京典当商条例》,以充分发挥典当制度的功能为立法的价值目标,采取二元规范结构的架构设计。典当交易规则的完善至少应包含:突出典当制度的独特价值、适度放开典当行经营范围、适当扩大流质契约适用的范围、绝当后违约责任的承担应把握合理限度、误收赃物应区分不同情况处理;典当监管规则的完善应顺应包容性金融监管趋势确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认可和确立行业协会职能实行协同监管体制、依托典当行业信息监管系统建立行业信用约束机制。     

论公物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公物理论之中争议最大的即为公物所有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公物所有权究竟是公法所有权还是私法所有权?抑或避开公私法的争论,另辟蹊径,从功能角度谈公物管理权?提出概括性管理权就能够解决此问题吗?结合我国特殊的所有权制度,从国家、集体和私人的角度来讨论公物所有权问题,并对公物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进行辨析,论证公物所有权为民法所有权,在当前制度下具有合理性。     

自动化行政中算法目的失范的公法治理

人工智能的勃兴推动了自动化行政的发展。算法是实现自动化行政的手段,手段应服务于目的。自动化行政目的分为法意目的和工程目的,内含“范围”“价值”“效果”基准,构成了算法目的范式。算法目的失范自算法规则制定伊始就已伴生,呈现出越权隐患、价值迷失、系统缺陷等样态。算法规则是特殊行政规范,应当以比例原则为检视路径审查具体算法规则的正当性,并围绕事前算法制定环节、事中算法运行环节、事后算法审查环节整体性构建关于算法目的的公法规制框架,以系统治理算法目的失范。     

“商法公法化”之逻辑思辨

“商法公法化”这一命题存在以下逻辑错误：第一,将“公法”概念偷换为“强制性法律规范”或“严格责任”;第二,商法属于私法是定性分析,但论证“商法公法化”又改采定量分析;第三,部门法划分方法不周延导致商法与经济法界限不清。“商法公法化”所反应的真实本质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只是国家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并不都体现为公法,涉私强制性法律规范亦体现为国家对商事关系的干涉但属于私法。国家对商事关系的干预主要体现为涉私强制性规范;商法公法化趋势并不明显,无法获得证实。     

民间借贷在公法领域的法律问题研究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融资机制,能够促进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容易变成高利贷;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主要是因为相关立法的缺失或现行法律规定之间不协调、国家宏观监管等存在缺陷,从而导致民间金融出现问题后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本文仅对其在公法领域内的风险和缺陷进行分析。     

论"商法公法化"之逻辑思辨

"商法公法化"这一命题存在以下逻辑错误:第一,将"公法"概念偷换为"强制性法律规范"或"严格责任"等;第二,商法属于私法是定性分析,但论证"商法公法化"又改采定量分析;第三,部门法划分方法不周延导致商法与经济法界限不清."商法公法化"所反应的真实本质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只是国家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并不都体现为公法,涉私强制性法律规范亦体现为国家对商事关系的干涉但属于私法.国家对商事关系的干预主要体现为涉私强制性规范,商法公法化趋势并不明显,无法获得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