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看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趋势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将法人犯罪法定化,把法人犯罪列为公约管辖的范围。公约规定了法人犯罪的范围、法律责任、法人责任与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关系、法人责任的裁量等内容。这为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国际法根据。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与公约中"法人犯罪"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犯罪主体的名称不同,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不同,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不同,法人责任是否影响实施此种犯罪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不同。以公约为视角,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在保持"单位犯罪"的名称、单位责任的双罚制原则、洗钱犯罪与受贿犯罪的单位主体等不必修改的前提下,要将单位扩充为某些犯罪的主体,增加规定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完善单位责任与实施此种犯罪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制度。     

世界寻找反腐“路线图”

2008年2月1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落下帷幕。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联合国下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多个非政府组织的10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政府也派团出席了这次重要的国际反腐大会。此次大会旨在促成一个国际反腐机制的形成,为各国通力解决腐败问题找到一个世界反腐的"路线图"。     

废除死刑之门——未成年人不判死刑原则及其在中国的确立与延伸

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即开始了确立这一原则的努力,但直到1997年刑法典才实现了与这一原则的"无缝衔接"。考察未成年人不判死刑原则在中国确立的历程,至少有三点启示:第一,尽管艰难,但彻底废除死刑在中国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第二,从犯罪主体(强调其社会弱势群体特征)的角度废除死刑要比从罪行性质的角度入手,更具可行性,也更为平等和较少带来负面影响;第三,青年,尤其是年轻青年与未成年人有着诸多类似之处,可以而且应当首先将未成年人不判死刑规则延伸于这一群体,这也是避免误判不满18岁未成年人死刑的需要。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启示（三篇）——四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2009年10月初，正当全球经济艰难地摆脱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初冲击，步履蹒跚地开始缓慢复苏之际，希腊政府突然宣布，预计该国政府2009年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GDP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一向以事后推波助澜为能事的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即标普、穆迪和惠誉，立即相继调低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帷幕。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环境法规与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约束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国际环境公约;二、WTO协议中的环境条款;三、环境标志制度;四、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五、进口国的有关环境与贸易法规、技术标准。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证人对保障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实现公正裁判,加大对案件的侦破打击力度具有巨大作用。《联合国反腐公约》确认了证人的重要性,要求成员国通过使用替代方法作证,人身保护,移管计划以及限制披露有关身份和下落的资料的方法来采用保护措施,鼓励证人与相关机关合作。我国于2005年批准加入该公约。尽管我国对公民作为证人的保护,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其他法规中已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但仍存在着法律体系本身的矛盾和保护主体机构不明,没有具体的责任追究制度等问题。     

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

目前学术界对国际贸易惯例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但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惯例的要义为基础,探讨其渊源,分析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从其对国际贸易合同当事人约束力的角度阐述惯例在实践中的应用。     

中国申请人向国外申请专利的可能途径——以德国为例

中国申请人向国外申请专利时有多种途径,而在德国获得专利保护的途径在整个欧洲甚至世界上都是最复杂而完善的.向德国申请专利有四种途径,即<巴黎公约>-德国专利途径,PCT-德国专利途径,<巴黎公约>-欧洲专利途径和PCT-欧洲专利途径.从费用和时间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并考虑代理和翻译等因素,尝试提出了中国申请人向外申请专利时的模式.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海外贿赂的立法模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对海外贿赂中的犯罪主体、法人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并要求缔约国将该犯罪通过国内法予以规制。各国在将自己签订的反海外贿赂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时，都采用了适合本国特点的模式。我国在法律规制的方式上，应采用增设法条的形式，在法条的制定方面，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并在《公司法》上明确控股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